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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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是阿Q的后代，而是赵老太爷的新子裔——九十年代的部分大学生与海外留学生。就历史层面而言，与其把讨论重心落在义和团农民阶层，不如落在士绅阶层，即胡适所言的第二步，定位于“拥护本国固有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从农民转向士绅，似乎能处理更多的知识含量，而是因为从士绅“尊夏攘夷”到小农“扶清灭洋”，不仅仅是社会阶层分布上的高下呼应，而且能构成一个逻辑延伸。这一高下呼应与逻辑延伸，刚好能构成一个社会动员的平面，用来遮蔽胡适所言的第三步——民族内部的宪政改革。这一点，恰好在一九九九年的中国也重演了一次，还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头几年继续重演。（15）
　　注释：
　　（1）Gellner；Ernest：Nations　and　Natonalism；第55页，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73页－17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
　　（3）《黄书—原极》。
　　（4）《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5）《俟解》。
　　（6）《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7）《答万贞——论明史历志书》。
　　（8）《太炎文录》卷一《衡三老》。
　　（9）见澳大利亚学者费思堂所提会议论文《黄宗羲与吕留良》，载《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10）黄炳厚《黄梨洲先生年谱》第37页。
　　（11）史得威《淮扬殉节纪略》，见张海鹏编《借月山房汇钞》四十六卷，第2页。
　　（12）黄宗羲：《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诗》。
　　（13）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载《独立评论》1935年5月12日150号。
　　（14）我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通观胡适全文，论证“民族国家”的基石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当时正在风靡西方知识界的苏俄“集体主义”。就在同一篇文章里，胡适甚至还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15）本文应该自限的是：
　　一、民族主义不能定位于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它不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对象，但在民族内部的伦理生活中可能具有难以取代的独到价值。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在正确抵制文化民族主义时，将这一观点不恰当地引申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以至再三再四地与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发生文化论战，这一重大失误，似应为今日认同宪政爱国主义的朋友引以为教训。我在其它地方写过，那几场文化论战可能是双方共享同一种文化决定论。
　　二、相对于九十年代更为凶猛的另一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并没有那样积极的进攻姿态。只是由于本会议题所限，不能涉及这一文化领域之外的问题。但就问题的紧迫而言，在知识界之外扩张过来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九十年代末叶的“超限战”，以及今年刚出现的一些富有铁血气质的策议，这一思潮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的前景更具进攻性，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另有文章对应。
　　（此文为斯德哥尔摩大学“面对新千年的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