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流-河南漫行记-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八个样板戏上连一对夫妻都没有，男女青年就没有婚姻恋爱问题了？成绩、缺点，好干部、坏干部，都应该宣传。过去却只能讲好的，不准讲坏的。再不就是说起好来，什么都好；说起坏来，什么都坏。我们河南，这30年有40％的生产队，社员干了一年，一分现钱也分不到。问题那么多，还能不让人家说？报纸宣传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那个报纸长不了；报纸宣传本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就会帮助解决问题。”　　　
　　当天上午，岳滩公社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今年小麦生产的经验。刘应祥又去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大家都说要富裕起来。啥叫富？从前有人说：‘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也以为那就是好生活。到国外一看，才知道那还不算是好生活。人家有小汽车，有别墅，吃的是牛肉、牛奶、乳制品。他们是资本主义，生活还那么好；我们是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比他们再好些。这些年，我们搞的是‘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光荣’。集体富不起来，也不许社员个人富。革命就是叫人者跟着你吃苦受穷，谁还愿跟你走？我们河南有好多地方的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半包前进烟’（前进烟是河南一种最低价格的卷烟）。长期这样干下去，就把社会主义名声搞坏了！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越变越富。岳滩比过去富了些，也只是吃饱肚子。在全省我们还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搞了这么些年，才只恢复到50年代水平，社员每人平均年收入100多元。我们的粮食生产，夏秋两季已经搞到亩产1400斤了，比法国、西德都要高。和国外比，和本省几个最好的大队比，我们还只算是个高产穷队。我们的思想，要是还不敢再解放一些，还躲在老框框里不敢往外多走一步，就没法真正富起来，2000年每人每年平均1000美元，就没法实现！”　　　
　　那天的会议，是在岳滩大队的一座楼房下的大院里召开的，来的人足有好几百。刘应祥说话时，干部们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声议论。刘应祥接着往下说：“岳滩地少人多，光搞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一亩地都1400斤了，还能高到哪里去？要想富，就得和全省、全国一样，把政策再放宽。要允许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要让社员群众都能想出些生产致富的门路。集体致富很好，个人致富，只要不剥削人，我们也提倡，不要觉得什么都是集体好。有个说法就很教育我：奴隶社会就是集体生产，难道我们还得学习奴隶社会？在岳滩搞生产责任制中的五定一奖，我看可以。还要注意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林业、家庭牧业。家庭牧业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养牛、养猪、养长毛羊、长毛兔、养貂、养蚕、养鸡，都很赚钱。对国家和社员都有好处，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呢？一家养可以，几家合养也可以。一句话，就是要把被束缚住的手脚解放出来。有人说：‘应祥，你现在说得好，说不定没几天这政策又要变了。’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方面的苦头，我不比你们吃得少。可我现在相信：不会随便变。原因就是大家都吃够了苦头！中央和省里都有这个决心。我们的政策，现在一要稳定，二要完善。不稳定不得了，人心都变乱了。完善也算是变，那是越变越好，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变才变，不是上面脑子一热就变。早晨我又去看了蚕厂，这个蚕厂可赚钱了，去年一年的纯收入就是22000元，今年还要多。我们的蚕厂，现在还只能卖蚕茧出去，这是殖民地出售原料的办法。六斤蚕茧缫一斤丝，卖30元；用三两丝织一个被面，就卖17元。我们种了60亩湖桑，以后社员家前屋后都还可以再种些湖桑，蚕吃剩下的桑梗，可以养长毛羊，长毛羊可以剪羊毛，织毛毯。蚕蛹还可以养貂，一只貂好的就卖100元。丝绸毛皮，现在到国外有多少卖多少。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办？要办，就逼着我们走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道路。联合企业一家一丁。当然不中。到时候是得变。可是，这个变的条件是一步步创造出来的，我们要量力而行，要让群众看到实利后催着我们走，不能光是自己热情冲动，不顾客观可能，去办群众不愿办的事，更不能去办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刘应祥还帮助大家算了好几笔可以生产致富的细账。他的话，像是一把盐撒进了热油锅里，尽管主持会议的公社负责人一再要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整个会场像是开了锅一样。大家就在那炎热的院子里热气腾腾地议论开来……　　　
　　来到河南，我也看到不少落后现象，看到“四人帮”遗留下的问题是那么严重。有时我不禁暗想：在这么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几时才能真正富起来？听了刘应祥的话，我好像也坚定了信心。我离开北京前，一位朋友向我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还是经济管理人才。刘应祥不就是一个优秀的农业管理人才么？我当时还想：假如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允许刘应祥有充分发挥自己管理才能的机会，岳滩一定远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党啊！请爱惜这些人才，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第三章　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一、假如焦裕禄还活着……　　　　　　　
　　1964年5月14日，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焦裕禄同志，在郑州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刻，想的仍是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现在，离开焦裕禄去世已有16年。这16年，兰考人民是怎样过来的？目前情况又怎样呢？　　　
　　7月底，我随同刘应祥同志专程前往兰考，从现任县委第一书记习文及其他县和公社、大队的同志那里，得知了兰考这16年来一些惊心动魄的事。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公正地照出了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冒牌英雄的原形，其实不过是一堆历史渣滓和人间鬼蜮。　　　
　　1966年，焦裕禄的事迹刚刚宣传了几个月，文化革命的风暴便在中国大地席卷而起。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我在这里只向读者介绍一下：有一个打着焦裕禄亲密战友旗号，却又在疯狂反对焦裕禄的罪恶累累的小丑，曾经给兰考带来何等样的灾害。这个人就是张钦礼。　　　
　　在兰考，曾经奉行过这么一种划分人们政治身份的公式：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过来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张钦礼，这个曾经长期担任过县委领导职务，在文化革命中又曾窃踞县里全部大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的人，竟然在会上公开说：“我要把老保（指反对他的人）碾成面，团成弹，装在炮筒里，打到东海喂老鳖！”还说：“玩猴要会玩，打人也要会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死了，就没头玩了。”在他的这种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兰考一县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过的人有18000名之多，造成终生残废的有400多名，由于各种原因被打死、逼死的有113名。打人使用过的刑法有50多种，连两三千年以前的周朝的刑法都用上了。张钦礼不仅指使别人打人，还在旁边督战。他自己也亲自打过不少人。　　　
　　就是这个张钦礼，在视察工作时，竟然可以让人们夹道欢迎，向他欢呼：“热烈欢迎伟大的政治家张钦礼！”道两旁，还跪着一批当时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好干部、好同志。他还让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人，跟在一个棺材后面游街示众，用棍棒逼着他们为刘少奇“哭丧”、“摔老盆”！　　　
　　在整个所谓的“文化革命”期间，张钦礼等人曾经给兰考的干部、群众，戴过名目繁多的74顶“帽子”。我开始很难相信这个数字，和习文、刘应祥同志在一起算了算，也不得不默然了。这些“帽子”，有全国“统一型号”的，例如：“地、富、反、坏、右”，“敌、特、叛”，“走资派”，“黑帮”，“狗崽子”等等；也有兰考的“土特产”，例如：上面批了个“孔老二”，兰考就从“孔老二”一直批到“孔老七”。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竟然把焦裕禄也造成了神，把焦裕禄墓变成了刑场和被他们指控为反对焦裕禄的人“请罪”的场所。在他们的指使下，一些天真的“红卫兵”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出于对焦裕禄的爱戴，曾经把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反对张钦礼等人倒行逆施的老红军、老干部、知识分子，带到焦裕禄墓前用棍棒皮鞭进行毒打，逼迫他们长久地跪在那里。有一位曾在兰考工作过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还被他们特地从外地绑架到兰考，从车站一直拖到焦裕禄墓前，罚跪、请罪、拳打脚踢……。　　　
　　何等令人触目惊心！何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兰考，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么一个普通的问题：“假如焦裕禄还活着……”到兰考后的第二天早晨，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刘应祥、刁文同志一起去看了焦裕禄墓。看着那掩映在浓荫下的一层又一层高高的台阶，看着那刻着“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字样的雄伟的大理石墓碑，我不禁想起焦裕禄临死前的一段遗言：“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使我更加相信：假如焦裕禄还活着，他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做法！当然，正像兰考一位同志说的那样：极有可能，焦裕禄自己首先就被张钦礼等人当做“走资派”，到处拖着罚跪、请罪，一直把他折磨至死……　　　
　　焦裕禄不是神！他以自己无产阶级战士的情操，以他那永远和人民心贴着心的胸怀和艰苦奋斗、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他死后，有人竟会把他生造成神，用以镇压他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兰考的穷根究竟在哪里？　　　
　　可以想见：兰考在张钦礼这种封建法西斯方式的统治下，会成为什么样子。按照张钦礼承认的数字：经常外出逃荒要饭的，就有3万人之多。一个社员每年帐面上从集体分得的钱，平均只有40元，除去交付300斤口粮钱外，社员辛勤一年，到年底就只落下个买统销粮用的购粮本子。而有些生产队，连这40元标准也还达不到。单是城关公社余寨大队这一个大队，文化革命十年，就吃了统销粮370万斤，用了国家救济款20万元，银行贷款15万元。土地荒芜了400多亩，人口外流600多人。“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堂堂五尺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这就是一些社员对自己的极端穷困生活的自我嘲讽。而有个时期，连鸡也不许养，说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当时一个社员家里，能有一头羊，两口猪，三间瓦房，四棵桐树的，就要算做“暴发户”，就要被批判、挨斗。这样，社员除了外出逃荒要饭，还有什么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