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智慧-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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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国的贸易基本上是以物易物为主，美国输往中国的主要商品有皮毛、人参和棉花等特产和原料，而换取中国的茶、丝和土布等初级产品。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上采取一种排斥外来物的心态，从而无法大量接受国外的产品，对美国产品需求自然就不多，这就使得当时的中美贸易，中方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为补偿这一贸易差额，先是用白银，其后用英国棉布，最后乃至走私鸦片。这也就是说，中美贸易关系开始由对等互惠的关系向不对等方面倾斜。同时，该时期中美关系，虽然美国的对华贸易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商人手中，如纽约和波士顿的大商号，但美国政府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占据海外市场。这与清政府限制海外贸易的闭关政策相比迥然相异。正因为两国政府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取态不同，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是中美贸易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轻而易举地取得早期殖民者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和特权。政治对中国贸易关系的渗透就是以此为肇端。18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更为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上清王朝的低关税，促进了美国对中国进口增加。185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国内战争爆发，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张也逐渐受到限制。之后的六七十年间，美国实行“西进运动”，把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的13州，向西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以实现其“天然疆界”。美国致力于开发国内资源和市场，海外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这时在东亚崛起的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开始占了上风。甲午战争后，中日贸易一路上升。面对着日本的挑战，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种政策更是把中美贸易关系政治化了，为实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均沾奠定了基础。当然其政策对维护国际交往中的平等与正义，保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起到不小的作用，因此博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感。从此，对美贸易逐渐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特别是现代以后，中美贸易基本上主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到1945年，美国甚至独占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中美贸易之间的产品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美贸易中，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开始显露出绝对的优势。19世纪后半叶中国对美有限的制成品输出日渐缩减，原料及半制成品输出则不断增加，从而使中国逐渐地成为美国工业化产品的原料市场。相反，美国对华出口的初级产品显著减少，而钢铁、机械、煤油等制造品增加十分迅速。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恶化了中国对美综合贸易条件，从1895年开始，中国对美贸易由出超转为入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在这个时期，通过中美贸易让现代社会的一些工业品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建国以后，由于朝鲜战争，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完全中断了中美贸易关系。这个时期的中美贸易多以经过香港转口。香港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崛起。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经贸关系开始解冻。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加上1979年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中美贸易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两国贸易关系由于政治因素的导入，摩擦不断、困难重重，但是两国贸易关系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两国基本上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交往。这不仅给中美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也促进了两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两国均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双边贸易良性发展不仅对自身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然，在此期间，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有时甚至会超过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使得两国贸易关系摇摆震荡。这种两国贸易关系上的不和谐，如贸易逆差问题、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台湾西藏问题以及时起时伏的经济民族主义等，使得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发展走走停停，两国在贸易互惠中应该分享的机会与利益也就很容易丧失。不过，应该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中国加入WTO，两国政府会更理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并把中美贸易关系带向持续发展的轨道。当然，由于今后利益上的摩擦与冲突仍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不在“嘈杂事件”的丛林中迷失方向。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沉思与反省
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建国前，中美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演进过程，这一特征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认识中美贸易关系的情感障碍，人们不敢或是不愿真正触摸这段痛苦的历史。是什么使一个曾经走在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民族面对外族的挑战而不知所措？真正的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列强的道义批判上，而意识形态的理念并不是我们民族逃遁责任的借口。假如一个民族不能洞察世界发展的趋势，不能步出那种窄小的天地，相反的，固守于天朝大国的迷梦，那么，种种梦幻永远没有其生存的根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清王朝为避免逃往海外的明朝遗族复辟而实行海禁，同时也限制了与海外的交流与贸易。在满清统治者的眼里，中国物产丰富、社会文明，海外野蛮而又贫瘠，国外对他们来说，自然微不足道。的确，在中国千余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精巧的结构，从观念到物产，从社会文化到人情世故，无不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这表面上的井然有序，随着18世纪以来国内人口的激增，其内部已经显示出无法自给自足的压力。而在外部，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征服。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上层统治者欲极力维持传统体制，而下层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又形如散沙，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这种被黄仁宇所喻之为“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中，上下两层之间缺乏法制化的联系，致使整个中国不能走向合理化统治的秩序。事易时移，世界早已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中国政府显然还停留在天朝帝国、惟我独尊、等待他国前来朝贡的心态里。甚至为了阻止前来“朝贡”的美国使节北上递交国书以免违背天朝旧制而不惜放弃在南方港口的商业利益，仿佛根本不必考虑后果。传统中国因不能和世界保持同步而自甘落伍。除了在对列强让步的程度上有所选择之外，统治者无所适从。大多数的国民还未被民族国家的观念浸润，面对国家的存亡竟然表现出惊人的普遍麻木，只有少数精英例外。马克思在对鸦片贸易史的分析中，尖锐地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这悲剧的后果就是使中国不得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底层，沦为与他国完全不对等的贸易关系中。
如果硬要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征服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有点过分乐观。但的确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至少在中美贸易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并非完全不平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对美的综合贸易条件从1920年以后，逐步有所改善，并不像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那样持续恶化；同时，与中日贸易、中英贸易相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最小。特别是美国在中国举办教育以及退还部分庚款用于选派青年出洋留学，事实证明的确产生了良好的长远影响。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8节 中美贸易：历史反省与未来展望（2）
当然，中国人的自我反省不能代替对美国历史上奉行对华扩张主义政策的批判。在很多美国学者那里，我们已看到了这种可贵的自省。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写道，对于“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的惟一线索。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动力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据说二战后中美建交前夕这本书曾摆在许多美国政治家的案头，想必它曾间接地影响过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最初在中国的扩张多少还有些羞羞答答，但很快它就变得迫不及待。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要为本国的工业品寻找市场。海外扩张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1899年美国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角逐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人很容易在对华扩张上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较之英法等国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殊不知，美国这种“我也要有份”的要求，除了没有使用武力和炮舰之外，在本质上与掠夺无异。“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美国要把它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推广，很遗憾，美国并不容易从头至尾坚持它的自由主义。这使它的言行之间总保持着令人尴尬的距离。我们很容易举出例证。当美国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以满足开发西部的需求时，逼迫清政府同意向海外“移民”，加入了掠夺华工的潮流。而一旦华工构成了对当地劳动力的替代，遇到了来自美国国内排华势力的反对时，美国政府又毫不犹豫地抛出排华法案。二战中，我们同样看到美国是怎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姑息日本，不惜放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容忍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的。解放战争中，美国为了保住其在中国的利益，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以至于“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巨子雅克·勒高夫说：“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但并不是谁都能坦然地面对伤痛。我们习惯于批判别人，而不敢清理自己。历史还未来得及走出太远，在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对外政策中，中国又把自己的大门关得牢牢的。特别是在对美政策中，其中固然有中国内战期间宿怨深结的原因，更主要的应该是我们政策失误。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革命摧枯拉朽，却终究难以拂去某些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的尘埃，以至于在后来意识形态的狂热口号中，走向极端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的近代史本应是一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却被一再延误，在极“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