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智慧-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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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由于机构投资者近年来的积极参与，董事会以往对总裁的无法控制失衡的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即出现了对公司管理层“硬约束”的趋势。在被调查的1188家公司中，在1992年以来，有25％的公司出现了总裁被董事会要求强制性离职的现象。据该调查估计，美国总裁的平均任职周期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降到了目前的7年，预计2001年以后还会继续下降。2000年6月刚刚被解职的美国宝洁公司总裁，在位时间仅17个月。这些超级总裁的频频被炒，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权威、沃顿商学院教授麦克·尤西姆（MichaelUseem）教授的话来说，标志着美国的公司制度已经从经理人员事实上执掌全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成了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面对这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巨大变革，这对传统的公司制度安排来说一定会面对着许多从所未见的挑战，而且这种变革对未来股票的冲击与影响也不可低估。例如，董事会的权责如何重新界定？公司董事长与总裁的人事安排是分立还是重合（至今为止，美国几乎75％的企业总裁和董事长是由同一个人担当）？相对公司的管理层来说，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干预”的权限有多少？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障投资者的权益？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干预”的正负面影响如何？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参与会改变以往那种“股票价格的波动会改变与公司的赢利水平无关联的”局面吗？机构投资者直接地参与公司的决策是否会好于它采用传统的通过市场股票大规模的流动“用脚投票”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解释，更需要实践上的探索与创新。不过，无论如何，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静静的大变革正在冲击着未来的经济生活，世人应该密切地注意其态势的变化与发展。
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为首要的任务。例如，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原有的困境？为什么中国股市问题重重，上市公司质量越来越低下？为什么市场经济秩序总是无法确立？这些问题都与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有关。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来说，尽管这些公司有现代企业之形，但没有现代公司之实，根本问题就在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因此，政府早已明确地表示，如何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已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立证券市场秩序、关系中国股市能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环了。
但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否是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后尘亦步亦趋呢？还是顺应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跳跃式地发展呢？看来这是21世纪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制度安排确立所要面临的一个大的选择。当然，任何一种外来企业制度要想完全移植到中国是不可能的，它都必须与中国企业具体的约束条件相整合。不过，面对中国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企业是否也听到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大变革的脚步声呢？2001年新浪管理层的变动好像已经听到其脚步声了！
（2001年12月）
改善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近年来，中国股市问题重重已是不争之事实。而这些问题人们多会归结于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治理结构有缺陷。比如有人认为上市公司造假欺诈、股市幕后操纵、庄家恶性炒作、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等等违法乱纪现象都是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之结果。既然中国股市种种问题是由于上市公司质量低劣、治理结构缺陷使然，那么，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成了中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2001年，中国证监会连续两次召开了有关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会议。并在该年5月举行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研讨会”之后，推出实施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随后中国证监会又公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并实施之。由此，国内有媒体称“治理上市公司迎来迟到的及时雨”，改善国内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成了中国证券改革的重中之重。
自然，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完全是依靠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但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并非仅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难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捷克的证券市场“挖空”现象盛行，从而使布拉格资本市场很快枯竭。在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治理问题也成了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话题，而且各国政府也正在采取具体措施加以应对。如香港金管局已把促进公司治理作为2002年的主要目标；2000年，泰国出台“公司治理条例”以供上市公司遵守。韩国也正在着手成立一家合资协会为机构投资者收集上市公司治理条例信息。在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即由执掌全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成了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而对上市公司治理之理论研究更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一直是现代经济研究的最热门话题，可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是证券市场一个永恒的主题。
其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指在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职业经理人取代业主控制企业的经营，如何解决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即如何在公司内建立一套制度，既确保委托人的权益不被侵害和滥用，又能激励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实现委托人的目标。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大致有传统的“股权至上”模式、“劳动至上”模式、“共同治理”模式、“经理协调”模式等。这些模式所依据的体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经济权利的分配也不同，从而导致具体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差异。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不仅表现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也表明其动态发展变化。因此，不同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果要与特定的企业资源和环境相适应。如果上市公司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设计，充分发挥了企业的特殊资源，那么就可以走上报酬递增的成长之路。反之亦反是。不过，公司治理结构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来实施，其前提条件是产权界定清楚、合约有效实施、个人财产不被强势者掠夺。
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且这种不完善所带来的风险与日俱增。股权过分集中带来公司庞大的资源被个别集体所利用与掠夺，董事会、监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已是普遍现象。不论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都存在被某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操纵而出现运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监管和决策上的内幕重重等问题，最终造成上市公司业绩的滑坡和资源的流失等。历来所披露的一系列的上市公司恶性违法乱纪事件，如琼民源、红光实业、大庆联谊、郑百文、银广厦及三九医药等等，都无不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怎么强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根源在哪里？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或条件具备了吗？可以说，中国股市制度缺陷根本是国有股市所致。在国有股市中，股市的资源完全为国有所垄断。而资源的垄断性就会为设租、寻租、腐败创造条件。或者说，资源的垄断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腐败。因为，在国有股市中，产权结构十分不合理，无论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还是家族股一股独大都是中国证券市场股本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而且，不同行业之间国有股所占比重全线高企不少。而且根据上市公司治理理论，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越小，公司越有动力改善治理机制，但是这是以内部股东股权私人占有为前提的。在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则是以国有产权为背景的。
在国有产权的条件下，由于产权界定不清，产权运作的成本与收益无法归结到其产权运作的个人身上。而国有产权仅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都必须转化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因此，那些靠近国有资产，具有权势的人物就必然会把股市运作的收益归为自己所有，而把股市运作的成本归之社会来承担。由于其市场基本上为公权力所操纵，没有公权力的人，要从其市场中获得收益是微乎其微的。而掌握或靠近股市公权力的人，或金钱收买公权力的人，他们用公权力操纵股市，为己谋取利益，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大案要案来看，哪一个不是与权势者有关？这也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手中掌握上市公司控制权，任意侵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掠夺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根本原因。还有股东结构的不合理，产权界定不清，自然会导致董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这不仅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时有被套剥夺，而且使得国有股权的利益被侵蚀，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与其业绩不相关，从而使上市公司业绩一路走低。
当然，股市的公权力并非完全没有约束，种种规章制度、各种监管机构比比皆是。但是，一则监管成本的存在，监管者对股市的监管并非无所不能；二则政府监管机构仅是一种集合名词，它都得具化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如果对监管者的约束不力，他们同样可以与被监管者合谋掠夺社会财富。怪不得民间有流传，以往的中介监管者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黑庄”；三是中国股市的违法乱纪行为为什么会越来越猖獗、一个案件比一个案件大、其作案手法越来越无不用其极？最关键的是在于现行的制度安排，处罚的成本远远低于其违法乱纪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说，股市违规是获得暴利的最大途径。因为，由于监督成本过高，合谋违规的行为查不胜查，除非特别恶劣之外，中国的哪一家上市公司、哪一家中介机构没有劣史，但受到处罚又有几家。况且，即使被查出要受到处罚，多是九牛不拔一毛。甚至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正如有人所言，在中国股市罪与罚的天平上，一面坐庄投机、造假欺诈日进万贯，目前连对付它的一张像样的法网都没有。另一面是如巴掌蚊子一样的罚，或称另一种方式的鼓掌。也就是说，现行的证券制度安排对违法者不仅不具有威慑力，反之，还有恣意人们违规犯法之嫌。这些就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之根源。
面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