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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6部分

小说: 到古代中国去旅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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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卷打球儿,名同事异。但本国《龙飞御天歌》云:击球之法,或数人,或十余人,分左右以较胜负。棒形如匙,大如掌,用水牛皮为之,以原竹合以为柄。棒皮薄,则球高起,厚则球不高起。又有滚棒所击之球,轮而不起,随其厚薄,大小厥名各异。球用木为之,或用玛瑙,大如鸡卵,掘地如碗,名“窝儿”。或隔殿阁而作窝,或于阶上作窝,或于平地作窝。球行,或腾起,或斜起,或轮转,各随窝所在之宜。一击入窝则得算,二一击不入,随球所止。再三击之而入,则得算。一一击入,则他球不得    
  再击而死。再击而入,则他球不得三击而死。此后同一击之球,虽与他球相触而不死,再击之,球与他球相触则死,此后亦同。或立而击,或跪而击,节目甚多。又云:击鞠骑而以杖击也,黄帝习兵之势。或曰:起于战国,所以练武士,因嬉戏而讲习之,犹打球,非蹴鞠之戏也。]“咱打不上的。看那一个球儿,老时着先打。”一霎儿,人闹起来:“新来的崔舍,三回连打上了。”别人道:“梦着了也。”又打了一会,崔舍又打上。众人喝彩道:“我不想这新来的庄家快打,这的唤做‘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怎么小看!”崔舍道:“哥,你们再也敢和我打球么?你十分休小看人,常言道:‘寸铁入木,九牛之力。’”    
  《朴通事谚解》对“捶丸”的记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捶丸”的竞赛形式上,朴通事说:击球之法,或数人或十余人分左右以较胜负。这和高尔夫球比赛的单人、三人、四人等人数规定没什么大的区别。    
  对“捶丸”器材,朴通事说:“将我那提揽和皮袋来,拿出球棒来。”所谓“提揽”,即“如筐子上有圆圈,用手提携”。今天高尔夫球比赛时,赛手自己或由专人提着或背着一个长长的装满各式球杆的皮袋;而在元代,去“捶丸”时,所需的各式球棒等器材,就是装入特制的“提揽”和“皮袋”中,提携或背着到“捶丸”场地上的。可见二者是十分相似的。“捶丸”时所用的“球棒”和“球”,也与今天的高尔夫球相差无几。朴通事说:    
  用有柄木杓接球,相连不绝,方言谓之球棒。球用木为之,或用玛瑙,大如鸡卵。    
  如朴通事所述,“球”是用木或玛瑙制成,像鸡蛋大小,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差不多,只不过制作材料不同罢了。可是,说“捶丸”中“有柄木杓”也与今天高尔夫球杆相似,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我们需要从《朴通事谚解》问世的元代,及前后有关联的宋代、金代、明代的图画、实物及史料中,去找到旁证。从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元代壁画《步打图》中“捶丸”者所持的球棒,从宋代一陶枕上正在打球的儿童手中拿的一扇形长棒,从上海博物馆藏杜堇《仕女图》中几位仕女所持的球棒,我们可以获知《朴通事谚解》中的球棒“有柄木杓”的形象,就是球棒的击球部位,近似三角形状。    
  《金史》卷三十五这样记载当时“捶丸”的球棒: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    
  “捶丸”之杆外形如同一倒置的长数尺的羹匙。虽然《金史》所记的是击马球的球棒,可是历史上对球杖的记载就属这条史料较为明确。况且,《丸经》记录了金章宗极爱好“捶丸”,其“捶丸”球棒当然不会与马球杆相去甚远,因“捶丸”是从唐代打马球变化的“步打”脱胎而来的,这是人们熟悉的史实。    
  1989年第4期《体育文史》刊载帅培业的文章《中国古代马球的马和球具》,也披露了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绢画《击鞠图》中的马球杆形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行乐图》上所画的“捶丸”球杆一模一样,这是个极有力的旁证。再看朴通事对球棒的解释:“棒形如匙,大如掌”,可见,“捶丸”的球棒其长,其形,与马球杆大略相同这一论断完全可能成立。而这些特点不是和长一米左右,其杆端部如羹匙状的高尔夫球杆很相像吗?关于“捶丸”的场地设施,朴通事有两种解说。一种是射过竖起的球门“落窝者为胜”,这种设施和今天的高尔夫球场设施有较远的距离。这是由于“捶丸”设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甩掉旧有的规矩的束缚,所以在元代最初的“捶丸”中,还保留着宋代打球时设球门的习惯。而另一种解释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较为一致了,即“掘地如碗,名‘窝儿’。或隔殿阁而作窝,或于阶上作窝,或于平地作窝”。“人打球儿,先掘一窝儿,后将球儿打入窝内,方言谓之‘窝儿’”。“窝儿”也不尽一样,有“花基窝儿”,是“以砖砌基,其上栽花藏窝”。还有“花房窝”,即“如打球,先立球窝于花房之上,然后用棒打入,方言谓之‘花房窝儿’”。“窝”即今天高尔夫球场上的“洞穴”,布于一块不规则的,有起伏丘陵也有平坦草坪的大场地上。“阶上作窝”、“隔平地作窝”,这个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了。还有“或隔殿阁而作窝”,元代殿阁是相当高的,可以想见“捶丸”场地之大。“花房窝”、“花基窝”则又表明“捶丸”场地是要有花草的。这与今天高尔夫球为增加比赛难度,在球场内设置一些沙坑、深草、树木、道路等障碍区是相同的。    
  “捶丸”的打法和高尔夫球也一致。如“人将木圆球儿打起老高,便落于窝内”,“击起球儿落入窝者胜”,“球行,或腾起,或斜起,或轮转,各随窝所在之宜”,“或立而击,或跪而击,节目甚多”。这些记述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人在打球时,只能是站着将球打起老高,击起的球在空中作弧形滑行,要越过“障碍”落入窝者才为胜。像今天的高尔夫球比赛一样,那时的“捶丸”就有侧旋球、内外旋球等不同击球方式了。而且,除了站着击球式还有跪着击球式,各种姿式很多。    
  朴通事所记“捶丸”的计分规则是:球被击入窝则算得分,当击球者击球入窝时,“则他球不得再击”。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击球规则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盛行于世界的高尔夫球的主要面貌在元代“捶丸”中已经具备了。虽然今天高尔夫球的制作方法、高尔夫球杆的制作材料已有了变化,但是高尔夫球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元代的“捶丸”就规范了的。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中国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    
  我们从《朴通事谚解》中可以推测,朴通事不仅将“捶丸”的打法而且也将“捶丸”的器材带回高丽国。进而,在元帝国横跨欧亚广阔疆域的时代,通过欧亚的安全顺畅的水路、驿道,大批来自西域的商人、罗马教士、俄罗斯使者云集于元大都,他们学会“捶丸”这种当时世界上称得上是高雅而有情趣的活动,并将它连同器材带回国,向欧洲传播,是完全可能的。       
 第2节 “叶子戏”的演变 
  关于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过不同的意见。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却尔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发明的,比利时学者则提出他们要比法国玩纸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侣的文件,却记载着1377年时纸牌在瑞士已非常风行了……    
  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桥牌最初起源于中国唐代的“叶子戏”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其主要依据是从“叶子戏”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来断定的:中国的“叶子戏”是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牌分四类,“以象四时”,西方的桥牌也有类似说法,四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桥牌共52张,而“叶子戏”在明代就已经明确分为40张了,清代则产生了60张一副,四人共打的纸牌样式。    
  它们的方法是依次抓牌,40张为四人各抓8张,余8张为“中营”;60张为每人抓10张,余20张另人掌握着,以次递分给在局者。1~8或1~10,这基数和西方桥牌是一样的。玩“叶子”,是“大可以提小”,标明万万贯、千万贯等依次类推的叶子遵循“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的规则,这也是西方桥牌最一般的玩法。特别是斗叶儿时,唤作“发张”,以大小较胜负,牌未出时都反扣着,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儿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叶测未出之叶,以施斡运,这简直是和桥牌中打法相差无几了。至于“叶子”与桥牌的图像,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形状,“叶子”与桥牌均为长方形……总之,从门类、张数、花色及对牌义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桥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源头的话,则要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因为目前国内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记载,即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条史料,出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    
  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玩“叶子戏”,公主竟让人掌上珍贵的“夜明珠”来照明,以通宵酣作,这反映出“叶子戏”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郑樵所编的《通志略》中,还有四种”叶子戏”着录,其中《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注明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这确凿地表明“叶子戏”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时髦的。    
  “叶子戏”的演变    
  唐代“叶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认为:唐代书籍用卷轴展示不易,人们便用纸制为叶子状,上书以备检用的称谓、提要等。可以说最初的“叶子戏”即以此为源头。既然可以在纸叶上写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绘以图形?从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卷首扉画、唐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来看,它们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侧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这样的一页雕版印纸,可以看作是“叶子”的面目,也就是说在麻纸上印上图像,印上文字,分为一叶一叶,可充作纸牌玩赏娱乐。    
  “叶子”在唐代是否传向外国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叡返回故乡时,带回去中国经卷、历书、字书、韵书134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图文的“叶子”,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品的一种,极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就开始传向海外了。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儿”即纸牌的店铺,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行市”中就有这一行当,可见纸牌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中已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在伎艺节目中,有艺人竟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在饮食中,也有了“斗叶”食品,而且多在年终向市民推荐的“消夜果儿”中现。若不是“叶子戏”十分普及,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但是,宋代“叶子戏”的具体物象,不甚明了,我们只从《说郛》得知,有一种与饮酒联系密切的“叶子戏”,那是曹继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叶子119张,即觥赞1张,觥例5张,觥纲5张,觥律108张。叶子均采录古代善饮或嗜酒者,每张叶子用一首五言绝句概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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