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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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衣服的“鬼市子”，由于商品特殊，自然而然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何况宋代商品的发达，已经为“鬼市子”制造了这样的机缘：
北宋开国之初，东京有一“何楼”，在“何楼”下面所出卖的物品都是假货。以后“何楼”因故废坏了，可是“何楼”之语却传下来了。其源就在于造假作伪不绝，可以达到有一真物，便有一假物，甚至时间一久，只知有伪者而不知有其真者。
就像史学家评价宋代这种假货市场所说：有以伪易真者，至以纸为衣，以铜铅为银，以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鬼”。在这样的大潮冲刷下，“鬼市子”的虚伪和欺诈自不待言。宋代陈纂《葆光录》所记的“俊鬼子”一事就是这样的典型：一军人早出，见一独足者卧桥栏上，军人少壮无惧，将此人抱起，那人是鬼，要求军人放他，可给予报酬。后来此鬼差人送给人一银盏。军人妻子认为不能用神灵物品，便让军人卖掉银盏，买酒肉祭祀。祭毕，军人向妻子说：其盏像家中银盏的模样，莫不是偷我们的吗？一看，果然如此……在清早出现的“俊鬼子”，赠军人的银盏是偷来的，军人又将这偷来的银盏在市场上卖掉，这都是当时“鬼市子”曲折而又真实的写照。而且早市上的许多商贩，也是在“鬼市子”上讨生活的。由早市而“鬼市子”，由“鬼市子”而早市，编织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不失为我们对“鬼市子”的一个观察点。
洪迈《夷坚三志·巳卷》记述道：
临安一位专赶早市卖熟肉的孙三，他每早出门，都要嘱咐妻子看好自家养的猫，这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天，那只猫突然跑出家门，邻居见这只猫周身深红，无不叹羡。孙三卖肉回来，知道猫被邻居看见，便痛打了妻子。此事渐渐传到宫廷一内侍耳中，内侍派人用高价来收买这只珍贵的“深红猫”，孙三加以拒绝，但内侍求之特别迫切，竟用300千钱买走。内侍想将此猫调驯安后，进贡给皇帝，可才过半月，“深红猫”便色泽渐淡，全成白猫了。内侍便去找孙三，可孙三已迁居了。原来这只猫是孙三用染马缨绋之法，染成深红色专骗人来买的。这是作为赶早市的商贩孙三，精熟于“鬼市子”骗术的一个杰作，这也是宋代“鬼市子”的一个注脚。
正如中外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宋代开启了中国近世社会生活的先河，给予近世社会影响很大的诸方面中，就有“鬼市子”。我们在清代仍可找到宋代“鬼市子”的影子。如宋代的“鬼市子”是有限定意义的，它主要是点灯买卖，主要物品是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的古董，这种经营范围，直到清代仍然如此。《都门赘语南小市》诗，可从一个方面证实：
凌晨万货集朋侪，灿灿衣裘列岸排。
可笑蝇营成晓市，三竿日上腾空街。
从总的倾向来看，清代北京的“鬼市子”，一向也是以买卖古董、衣服等小件货为中心。《旧都文物略》曾这样述说清代北京的“鬼市子”：
每值鸡鸣，买卖者率集合于斯以交易焉。售品半为骨董，半系旧货，新者绝不加入，以其交易皆集于清晨，因名“晓市”，或谓“鬼市”，亦《点石斋画报》中古董商图喻其作夜交易耳。俗呼“小市”，误。旧传此项市场，非官设，缘有世家中落，思以动产易米柴之资，复耻为人见，因于凌晨，提携旧杂物，至僻处兜售，遂相沿成市。
清代北京“鬼市子”，有三处，一处在崇文门外东大市，一处在德胜门外桥东北河沿上，一处为西小市，在宣武门外。《京华百二竹枝词注》记此处：
摆摊售卖故物，色色俱备，真赝杂陈，入其中者，极宜留心察视。黎明交易，早九点收市，世俗或呼“鬼市”。
在清代北京，还有一种“穷汉市”，也可归之于“鬼市子”。《燕京杂记》云：“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也。”由于有旧货因素，“鬼市子”的成份很复杂，《芝音阁杂记》曾记纪晓岚的一杆能装三四两烟的大烟枪丢失，纪吩咐手下不要急虑，到“东小市”即崇文门外“鬼市子”上就能找到。果然，第二天仆人便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从“鬼市子”上购回了这支烟枪。
仅一事就可知“鬼市子”上许多货物来历不明，故许多人又直呼它为“黑市”。《谈麈》可证：都门骡马市一带，黎明时地摊甚伙，物之好丑不一，谓之“黑市”。《道光都门纪略》又证：黑市在虎坊桥一带，无物不有，黎明即散。《妙香室丛话》再证：京师黑市，大抵鼠窃辈，诈伪百出，贪贱购觅，往往被绐，亦间有获厚利者。所以有人写了《都门杂咏小市》这样的诗：
夜方五鼓未啼鸦，小市人多乱似麻。
贱价买来偷盗物，牵连难免到官衙。
又据《清稗类钞》、《旧京琐记》所言“鬼市子”上的交易：
以其不燃灯烛，全凭暗中摸索，议价互用手握手于袖中示意。物既合购者意思，可随便酬值。物品真者少，赝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说是贸易，实际是作伪，像皮衣糟朽了，便用纸或布贴裱好出卖，所以有人用数十金买到的却是一件坏衣服。可好小利者却仍纷纷趋之，因真有以数百钱而买到貂裘的。究其原因，都是因夜盗夜售，卖者买者，都没有详细地审查其物。
方朔《金台游学草·晓市》诗，较为传神地描绘出了“鬼市子”的这种情态：
买原典者先看工，此里彼面验须重。
面坏如染原可庸，最难皮版早蛀虫。
亦有新材裁已终，价值号减花难从。
快意小家叟与童，百钱便可风帽缝。
零落剩下鞵成弓，所怕衣边紧黏封。
用银用票看人容，有时徒表亦为蒙。
众中曾见无事翁，循环上下冀有逢。
问之不答如痴聋，传说每日皆不慵。
由于“鬼市子”所具备的这样的欺骗性，“鬼市子”上的蒙诈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晚清《诡秘奇闻录》就曾告诉我们：
一考生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清晨进入“鬼市子”，发现一件羊皮袍，面上细纹如新，卖价四两银子。于是，他便买回，向同辈们炫耀。不想大家说：“你别高兴，京师骗术变幻莫测，你怎么就知道这不是冒牌货呢？”这位考生仔细 一看，果然是用牛皮纸做的底，然后把毛粘在上面。他非常气愤，决意再以其法诈骗他人。第二天又入“鬼市子”，把那件假羊皮袍又以六两银子转卖给他人。归来后，他得意地大笑，同辈们又说：“别太高兴了，鬼市子的骗术变幻又变幻，你怎么知道你得来的银子不是假呢？”这位考生说：“不至于吧。”但取出银子一检查，却是铅锭！买皮袍受骗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鬼市子”，“大抵各偷儿以所销赃，乘天将明时麇集僻处求售，黠者往往以贱价得珍物，然种种欺诈之术，亦由此出焉”。这一分析极是。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骨董鬼》又可印证：在杭州，大众都将从事古董业者称为“鬼”。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将赝作真，化贱为贵。以鬼蜮之谋，行鬼狐之技。还因其说彞器必商周，言砖瓦必秦汉，提字画必晋唐，丧志耗财，莫此为甚。而且，他们所卖的，都是前代手笔及从田野挖掘出来的物品，不是人器是鬼器，因此称从事古董业者为“鬼”。以此说联系自宋代以来，买卖古董一直是“鬼市子”上的主要行当的史迹，不是名符其实吗？
第2节 商标·招幌·推销
中国的商标起于何时？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儿”铜板，为中国最早的商标。
商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由于鱼龙混杂，作伪商品频频出现，以至泛滥成灾的必然趋势。谢采伯《密斋笔记》曾云：高丽国所出席子卷舒轻柔，价钱昂贵，但因质量高不易买到，于是四明便造假高丽席子供应市场。这种假高丽席子造得水晶般莹澈，招人喜爱。后来，又有江西上饶再造假席子，其水晶颜状竟至青色，足可乱真……以假乱真的风气，迫使商贩们特别注意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商品标记和商品信誉。比如宋代东京城里靴店有这样的制靴者，在做好的靴子衬里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由谁制造的字样。宋话本《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这样描写道——
从一只靴子衬里搜出一张上面写有“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字样的纸条来。为了对这一商标负责，任一郎家里特设一本“坐簿”，无论是官员府中定制的，或是使客往来带走的靴子，都在“坐簿”上写明。同时，在皮靴里面也有一张条，字号与“坐簿”上一样。“只消割开这靴，取出纸条儿来看，便知端的”。在商品上标上制造者的名字，是为了表示自己所制物品与众不同，也是为了对消费者负责，这一做法确实为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像宋话本《碾玉观音》中崔宁所制玉观音，“下面碾着三字‘崔宁造’”，于是，官府按此找到碾玉匠崔宁。元杂剧《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的张孔目，按着高山在其所制魔合罗上署有自己的名字作出了“魔合罗是你塑的，这高山是你的名讳”的判断，抓住了破李文道杀德昌一案的线索。
看来商标可为识别标志，然而，它不独如此，还是商品质量和信誉的化身。宋话本《志诚张主管》中有这样的场面：张胜没有了过日费用，他妈妈让他将屋上挂着的一个包袱取下来，打开看时，是个“花栲栲儿”。他妈对他说：“你如今依先做这道路，习爷的生意，卖些胭脂绒线。”张胜便在门前“挂着花栲栲为记”，开起了胭脂绒线铺。所谓“花栲栲”，又作“栲栲”，它是用竹篾或柳条编制而成的圆形盛物器具。以“花栲栲”这一圆形盛物器具作商标，这是由于张胜的父亲善于经营，已使张家的花栲不同凡响，创出了牌子。所以张胜母亲敢于在张胜生活无着时，拿出这家传的商标，让张胜重新做胭脂绒线的买卖。
然而，像创出“花栲栲”这样名牌商标，谈何容易。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北宋名震一时的“潘谷墨”，之所以能赢得比别家的墨要黑的声誉，是因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用料讲究，采用当时最为优良的高丽煤烧制墨。
二、注重信誉，从不以次充好。
三、技艺求精，《锦绣万花谷》便记载了其“隔锦囊知墨”的绝技。
四、见贤思齐，学习其他制墨者的长处。
正因如此，“潘谷墨”才成为名牌商品，也为内廷所收藏，以至有人得到几丸便当作宝贝秘藏起来。用现代语言来说，“潘谷墨”算是驰名商标了。宋代的驰名商标又何止一个“潘谷墨”？仅从东京饮食行业观察，名牌食品就有“北食”：樊楼前李四家、段家熬物、石逢巴子；“南食”：李桥金家、九曲子周家等。并且它们分门别类，如油饼、胡饼最好者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