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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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还有一点是温带国家方面对于热带产品需求的增进程度。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相当时期内，热带国家所产的糖、米、棉、咖啡等等可以比现在扩大五倍到十倍，一方面温带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消费也可以扩大五倍到十倍，那么就同时证明了一个事实，温带国家工业品对热带国家的输出在这个期间可以比现在扩大五倍到十倍。
我们说欧洲大陆国家对殖民地产品的消费可以有这样的增势，是大体上以近五十年来英国消费量的增势为依据的；谈到这里还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假使英国对消费没有过度征税的话，这方面的增势或者还要扩大得多。
关于热带生产增进的可能，近五年来荷兰在苏门答腊与爪哇以及英国在东印度群岛的成就，给我们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据。从1835年到1839年，英国由东印度群乌输入的糖增加了三倍，输入的咖啡增加得还要多，输入的棉花也有了大量增进。最近（1840年2月）英国报纸曾以极兴奋的语调作了报导，认为东印度群岛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几乎是无限制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英国关于这类产品的输入就可以无需再仰给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在荷兰方面，近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出路已经感到为难，正在设法寻找新市场，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北美仍然在不断努力增加棉花生产，得克萨斯作为一个州已经勃然兴起，它的势力无疑将笼罩整个墨西哥，使那一带膏腴之地转变成象美国南部各州现在的情况一样。我们很有理由作这样的设想，法律和秩序、勤奋和智力将逐渐扩展到从巴拿马到合恩角的整个南美洲，然后扩展到整个非洲和亚洲，从而到处增加生产和产品的剩余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里是大有发展余地的，决不是仅仅足供一个国家来推销工业品的。
我们如果把迄今为止实际用于殖民地产品生产的土地面积计算一下，然后同性质上适于这类生产的全部土地面积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适于这种生产的土地现在已被实际使用的还不到五十分之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东印度群岛一个地方的输入，即足以满足英国对这类产品的全部需要，那么英国又怎么能够垄断生产殖民地产品的一切国家的工业市场呢？有许多国家的殖民地产品，它既无力吸收交换，它又怎样能作此妄想，要把它的工业品销售给所有的这类国家呢？还有一层，如果欧洲大陆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大规模发展，因此没有充分力量足以购买从而消费这类产品，那么欧洲对于这类产品又如何能够产生大的需求呢？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抑制欧洲大陆的工业，虽然一定足以阻止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英国的发展前途却丝毫没有好处。
还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热带国家在目前，以及在一个漫长的未来时期内，将以大量原料提供给一切适于生产工业品的国家作交换。
最后还有一层，保护制度的目的是在于为了整个热带农业的利益而发展整个温带的工业，而英国工业品目前在欧洲和美洲的自由竞争则形成了对世界工业的垄断，就为全人类谋福利这一点来说，后一办法决不会比前者更有利些。
因此，英国以外的任何别的国家，如果适宜于发展工业，并有相配的领土、国家力量和人民智慧，看到英国在工业、航运和商业方面的进步，不必感到气绥，它们也可以急起直追，取得与英国同样的工业优势。今天工商业和海运事业的发展已远不是过去所能比拟，但是更远大的发展还在将来，这种转变的实现，为期也不会很远。我们要鼓起勇气，对国家伟大前途抱有信心，向这个目标猛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精神，立刻行动起来，抓住最紧要的关键，努力进取，从而为我们后代取得最丰富的果实。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国内市场，至少在日常必需品方面利权不能外溢，对于那些同意用我们自己的工业品向它们作交换的热带国家，要能够直接向它们取得热带产品。德国如果不甘心远远落后在法国、美国、甚至俄国的后面，这就是德国商业同盟必须担当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六章 人民经济与国家财政经济，政治经济与国家经济
凡是与一个国家的政府的物质资产在建立、消费、管理各方面有关的那些事项，也就是国家的财政经济，必须处处与国内个人经济所依存的、并受其约制的那些制度、规章、法律和事态，也就是人民经济，相划分清楚。就任何政治团体来说，不论这些团体所包括的是整个国家还是国家的一个部分，也不论这些团体的范围是大是小，有作出这种区别的必要总是显而易见的。
就联邦国来说，国家财政经济又有各个邦的财政经济与整个联邦的财政经济的区别。
当国家或联邦国所包括的是一个国家整体，这个整体就人口数量、领土广袤、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财富、力量各方面来看，都有独立资格，因此可以享有稳定局面和政治势力时，人民经济就等于国家经济，也就是说两者这时是同一事物。这两者就与国家的财政经济共同构成国家的政治经济。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小邦人口和领土只占国家或国家领土的一个部分，它们彼此之间既没有作完全的、直接的结合，也没有采用联邦结合形式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所能考虑的只是’‘人民经济”，这是与“私人经济”或“国家财政经济”直接对立的。
在这样一个欠完备的政治状况下，关于作为一个大国的那种目标和要求就不能加以考虑；要以完整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长远利益为目的来计划人民经济，就更加无从着手。这里势必要从组济中将政治因素撇开，所能考虑的只是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因为在没有统一起来的大国或没有国家经济存在的情况下这些法则也会自行发展和形成起来的。
德国的经济科学就是在这样的观点下发展起来的，以前人们把这门科学叫作“国家行政”，后来又叫作”国家经济”、“政治经济”或“人民经济”，始终没有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些理论体系的根本错误。
由于从经济上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这里并不存在，又由于人们到处把“国家”这个清楚、明确的名词用“社会”这个笼统、含糊的名词来代替，而后一名词的概念可以适用于全人类，或一个小国，或一个小城市，也可以适用于国家，因此就无法认识国家经济的真正概念和特征。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七章 工业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及政治生产力
一个国家所经营的假使仅仅是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在那里普通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是感觉迟纯，笨手笨脚，对于旧有的观念、风俗、习惯、方式、方法固执不化，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一个国家，假使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则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竞胜情绪、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
这两类人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部分是由于各自所特有的社会习惯和教育内容的不同，部分是由于各自的工作和工作要求性质的不同。农业人口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以精神和物质上的交流关系来说，农民彼此之间也是隔开得很远的。他们的工作互相雷同，这一个人所作的也恰恰就是别一些人所作的，这一个人所生产的照例也就是别一些人所生产的。他们在生产上所剩余的，在消费上所要求的，彼此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自己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就是他自己，因此精神交流与物质交换在这里的诱力非常微小。与农民打交道的主要是无生物贵而不是他的同道。他已经习惯于在耕耘以后经过一个长时期再从事收获，至于他一番努力的结果如何则听之大命，于是知足、忍耐、顺从，还有懒散和思想怠惰，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的工作既使他与同类的人不相闻问，因此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关于发挥智力与革新技术方面也就很少需要。他只是在自己所由出身的家庭的狭小范围内出于模仿而懂得了他的工作，说是这种工作的方法可以变换，技术可以改进，这些问题简直是在他的想象以外的。他从小到老，就局限在这样人事和物质一成不变的小圈子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至于那些由于卓越的身心努力而获得非常成就和发展的范例，在他是难得有机会见到的。小康的局面或贫困的境遇，就在单纯的农业工作中世世代代的流传着，争强斗胜的心情所由产生的那种力量，几乎已经完全丧失。
工业的性质与农业的就根本不同。从事于工业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们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们生存在商业关系之中，也是靠了这种关系而生存的。从事工业者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是向市场取得的，他自己的产品只有极小部分供他自己消费。如果农民在努力中主要盼望的是上天保佑的话，工业者的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却主要是他的商业关系。农民对于他产品的买主是没有什么接触的，或者至少对于他产品的脱售是无需十分担心的，而工业者生存所依赖的就是他的买主。商品、原料、工资、货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息不停地在变动，工业者所获得的利润是难以确定的，他不能象农民那样靠着上天的恩惠和单纯的普通劳动来保证他的生存和发展，他所依靠的只是他的智力和活动力。他要确保足以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一些，就得超过那个必需限度多多争取；换个说法就是，为了要避免陷于贫困，就得努力致富。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比别人能占先一步，那就有了成就，发了大财；如果比别人落后了一步，那就不免要遭到毁灭的命运。他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谈交易，做生意。他处处要同人事、同变化不定的环境以及种种律例、规章相接触，因此他在智力上受到锻炼、获得发展的机会要多于一个农民无数倍。他要使自己精通业务，就得熟悉外情，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使他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格外努力。一个农民所需要周旋的只是他自己周围的人物，而工业者的业务则可以扩展到一切国家，扩展到世界上各个角落。他希望获得并保持同道中人对他的尊敬，他的对手则不断的向他展开竞争，不断威胁着他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因素对他说来都足以产生深刻的刺激作用，使他作艰苦奋斗，争取不断进步。同时有着数不清的例子展示在他面前，告诉他，通过卓绝的成就和格外的努力，一个在生活上、地位上处于最下层的人不难上升到最高的社会等级，而由于脑力的迟纯和精神上的懈怠，也可以从最崇高的地位一落千丈，降为一个卑屈的失败分子。这样的环境对工业者足以激起一种活动力，那是在单纯农民的身上所看不到的。
假使我们把工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立刻可以看出，这种工作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它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