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条件-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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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消失的最后阶段应当同时伴随着清算私有领域，这看来好像是公私领域关系的本质。整个讨论最终变成私有财产是否具有理想性的争论，这也不是偶然的。与财产相连的“私有的”一词即使在古代的政治思想中，也立即失去了它的私有属性，在总体上不再有与公共领域相对立的含义。很明显，财产具有某些属性，这些属性虽然存在于私有领域之中，但对于政治组织来说，它们也总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
私有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根本联系（在私有财产的问题上表现出这一关系最基本的层面），在今天很可能被误解，因为现代一方面将财产与富裕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则将无产与贫穷等同起来。这一误解格外令人讨厌，因为财产与富裕在历史上比其他私人事务更多地与公共领域相关，并且至少在形式上或多或少地是获取入场券的主要前提条件，凭此入场券便可进入公共领域共成为完全合格的公民。因此，人们很容易忘记以下这一点，即富裕与财产不仅没有同一性，而且在本质上是完全相悖的。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些实际的或潜在的非常富裕同时又不占有财产的社会（因为任何一个个人的财富都构成了化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年收入的一部分），这表明富有与财产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微弱。
摩登时代开始了对穷人的剥夺，接着便是解放新的无产阶级，在它之前，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性的基础之上。相反，富裕无论是私人占有的还是公共分配的，却从来都不是神圣的。财产最初只不过意味着在世界的某个特定部分占有一席之地并因此从属于国家，也就是说，成为一家之长，这一家庭与其他家庭一起构成了整个公共领域。这一片私有世界与占有它的家庭囫是如此一致，以致公民资格的丧失不仅仅意味着他的地产的充公，而且也意味着这一私有世界本身也遭到了毁灭。国外国人与奴隶的富裕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代替这种财产权，题而贫穷也不能剥夺家长在这一世界中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公民资格。在早期，如果他碰巧丧失了他的地位，那么他就几乎自动地丧失了他的公民资格以及法律保护。这种私有制的神圣性如同生与死（即凡人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人类同其他的所有生物一样，从地下世界的黑暗中诞生，又复归于地下世界的黑暗之中）的神秘一样神圣。题家庭领域的非私有性最初在于它是生与死的领域，它必然隐藏于公共领域之外，因为它包含了人类视野所不及，以及人类的知识无法理解的事物。囫它是隐藏的，因为当人出生时，他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当他死亡时，他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
不是这一领域的内部（它依然是隐藏的，不具有任何公共含义），而是它的外在表现对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通过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界线而展现于城市领域之中。法律最初等同于这一分界线，囫在古代，这一分界线实际上是一个空间，是处于私有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一片无人地带，法律为这两个领域提供遮蔽与保护，但同时又将它们彼此分离。当然，城邦的法律超越了这一古老的理解，不过，它还是从中保留了它最初的空间含义。城邦国家的法律既不是政治活动的内容（政治活动主要是立法，这一理念虽然源自于罗马，但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思想，这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达），也不是建立在摩西十诫基础（所有现代法律仍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之上的一连串的禁令。它其实更像是一堵墙，没有这堵墙，就会有家庭的集结，即镇，但不是一座城市或一个政治共同体。这种像围墙一样的法律是神圣的，但只有被圈住的东西才具有政治性。没有它，政治领域就无法存在——正如一处房产不能缺少篱墙将其圈护一样；前者包容并圈护政治生活，就像后者荫庇并保护家庭的生物性生活过程一样。
因此，以下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即在摩登时代到来之前，私有财产被视为进入公共领域的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事实上，远不止如此。私有性就像公共领域中的黑暗一面和隐藏一面，在具有政治性意味着达到人类生存的最大可能的同时，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位置（比如奴隶测意味着不能再称其为人。
历史上产生较晚并全然不同的是私有财产的政治含义，从中人们获得了谋生的手段。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古代将家庭的私有领域与必需品等同起来，在私有领域中，每个人必须自己掌握生活必需品。自由人（他可以处置自己的财产，不像奴隶一样受制于其主人）仍然会被贫困所“迫”。贫困迫使自由人的举止如同奴隶一样。囫因此，私人财富成为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不是因为它的主人忙于积聚财富，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以适当的确定性保证了其主人不必再忙于为自己提供消费的手段，并且能自由参与公共活动。囫显而易见，公共生活只有在满足了生活本身更为迫切的需求之后才成为可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就是劳动，因而，一个人的富有程度经常是以他所拥有多少劳动力，即多少奴隶来衡量的。在这里，占有财产意味着握有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潜在地成为一个自由人，自由到超越个人的生活，进入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世界。
只有随着这样一个有形的、具体的公共世界的出现，即随着城郊的兴起，这种私人所有权才获得了显著的政治意义。因此，在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古希腊文化世界中找不到著名的“为人鄙弃的卑贱职业”，几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财产所有者在通往政治生活的路上扩充其财富，而不将其消耗殆尽，那么他看来似乎很乐意牺牲自己的自由，并心甘情愿地成为有修于他自己意愿的奴隶，为生活必需品所奴役。
直到摩登时代开始之前，这种财产权从未被视作是神圣的，只有在富有作为收入的来源与家庭所在的那片土地相重合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完全的农业社会中，这两种类型的财产权才能相一致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所有的财产权都具有了神圣的特性。私有财产权的当代拥有者们（他们至少一致将其理解为私人占有的财富，而非其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求助于传统，而根据这一传统，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制度并缺少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公共领域。现代社会中巨大的且仍在木断进行的财富的积累肇始于对他人财产的剥夺——对农民阶级的剥夺，这一剥夺从次序上说是宗教改革后对教会及寺院财产剥夺的几乎是偶然附带的结果囫——它从未对私有财产权给予多大的关注，而是只要当它与财富积累相冲突，就牺牲它。蒲鲁东的财产权是偷窃的论点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体系中有其牢固的基础；更有意义的是，甚至蒲鲁东也对接受有关整体剥夺的可疑疗法犹豫不决，因为他非常清楚，尽管私有财产权的废除可能会祛除财产权中的邪恶，但更有可能的是，它会招致专制统治的更大罪恶。囫由于他没有区分财产权与财富，因此他书中的两个论点看来有矛盾。事实上，它们并不矛盾。从长远来
看，财富的私人占有对私人财产权的顾及最多只是积累过程的社会化而已，它存在于社会自身的本质之中。任何意义上的私有权都可能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私有产权的本能应当从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的过程出发。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二章
公域与私域
9．社会与个人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社会的兴起，在历史上是与私人从关注私有财产向关注公共事务的转变同步的。社会在其最先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伪装成一个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这些财产所有人需要借助这一组织的保护而积累更多的财产，而不是因其财富而要求进入公共领域。用市丹的话来说，政府属于君主，而财产属于臣民，这样，为了维护臣民的财产而统治便成了君主的责任。正如最近有人指出的那样，“共同体主要是为了共同的财富而存在的，’。
当这种共同的财富（即先前被逐至家庭独处状态的活动的结果）被允许在公共领域中盛行时，私有财产在本质上远不如公共世界——它通常源自过去，并旨在持续至未来——那么永久且更易受到其所有人死亡的影响，它开始削弱这一世界的持久性。财富确实可以积聚到没有一个人能在其一生内将其完全耗尽的程度，因此，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成了财富的所有者。然而，不管财富能经历多少代人的生存，它仍然是一种可以使用和消费的东西。只有当财富变成资本（资本的主要功能是产生更多的资本）时，私有财产才能具备公共世界所固有的持久性。不过，这种持久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一种过程上的持久性，而非一个稳定结构估持久性。没有积累过程，财富会因使用及消费立即回复到一个相反的解体过程。
因此，公共财富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讲的公共世界意义上的公共的；它仍保留着，或更确切地说，旨在保留其严格的私有性。只有政府是公共的，它被指定在争夺更多财富的激烈斗争中保护各个私有财产所有者。这一现代政府概念的显而易见的矛盾（即人们唯一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私人利益）再也不会困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公私之间的矛盾（摩登时代初期是最典型的）是，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私有与公共领域之间差异的完全消失，并且使两者被社会领域所埋没。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生活中公有及私有领域都消失（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而私人领域的消失则因为它成了唯一共同关注的对象）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这个观点来看，对私有领域的现代发现似乎从整个外部世界进入了个人内在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以前受私人领域的遮掩和保护。不动产不断地向动产转变，最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私人领域融化进了社会领域，直到财产与财富的区别，罗马法中的“可替代的”与“可消费的”之间的区别最终因每一个有形的、可替代的物品都已经成为“消费”的一个对象而丧失其所有的价值；它丧失了它的私人使用价值，这一价值是由其所处位置决定的，并取得了一种由其不断变动的可交易性（这一可交易性的波动只有在将其与货币的共同标准相联系时才能暂时地得以稳定）决定的独有的社会价值。国与有形替代物在社会中的消失紧密相连的是对财产概念的最具革命性的现代贡献，根据这一概念，财产并不是其所有人通过某种方式取得的这一世界的一个固定的、不变的部分，恰恰相反，财产源自于人类自身，源自于他对自身身体的支配以及对自己体力的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即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力”。
这样，现代的财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