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淮河-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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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淮河污染真相：暗访淮河 作者：偶正涛
淮河是一条年轻的河。尽管在中国排名第三，但与老大哥长江、黄河相比，资历要浅得多。现在淮河流域的很多土地，包括安徽、江苏的一部分，还是依靠黄河、长江搬运沙土“造”出来的。这是新华社记者对淮河污染状况的暗访报告。记者调查显示：淮河治污十年投入600多亿元，淮河污染严重反弹，重要水质污染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到地下。
本书揭示了淮河流域水污染及其防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一部具有警示作用的反思力作。
新华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写在前面
“暗访淮河”
大概是２００４年２月底３月初，新华社国内部编委张继民突然打来电话，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要组织一个新华社记者小分队，对淮河流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执法进行采访调查。老张对我说，自己已多年不组织报道，与分社没有什么沟通，就和我还熟悉，希望我帮助联系一下。
至少是七八年前，老张在总社国内部科技编辑室工作。那时候他因采访南极、北极和调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而出名。当时，我从新华社陕西分社调到安徽分社不久，给《经济参考报》写了不少科普新闻，动辄半个版、一个版。偶尔在新华社总社与老张见面，他总是关切地批评：“你给《经济参考报》写了那么多科技新闻，可读性那么强，为什么稿子一到我们这里就变得平头直脸的了？”并在等离子体物理、量子力学等方面约些稿子。新闻作品是易碎品，发表出去能在人们脑海中存留多久，谁也说不清。老张至少关注到我的劳动，我一直心存感激。
这次我接到老张电话，就让分社负责业务的领导与老张联系，安排人选。分社领导联系后告诉我：“老张点名让你去。小分队需要年龄长些、了解情况的人当‘头’。”
我虽然在淮河平原上的安徽省阜阳市（原为阜阳地区，１９９８年撤地改市）做过几年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但对淮河流域的情况并不熟悉。过去我没有关心过环境问题，现在也不想做这些费力的工作。但老张多次来电话交涉，我推不了，只好应承。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云南分社曹滢、江苏分社蔡玉高和我一同到了总社。我下飞机后立即去了老张办公室。老张拿出批件，说小分队由《内部参考》郭君正主任和他共同协调。郭主任原来我就比较熟识。大家一见面，就约定时间一同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因淮河污染严重，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与国家环保总局、中央新闻单位等，共同组织了“中华环保世纪行”，颇有影响。我们这次新闻调研活动也算“中华环保世纪行”系列活动之一。有关领导说：“全国人大给批了经费，就列在‘世纪行’上。”
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坐下来时间不长，我们就得知淮河污染依然严重。淮河治污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中央领导，特别是全国人大领导、环境与资源委员会领导，对此问题非常关心。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以“暗访”为主，明察为辅，了解真实情况。
记者采访原无“明”、“暗”之分。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新闻就是宣传”、“记者也是干部”的观念。干部在古代就是“朝廷命官”，下乡不穿制服，不鸣锣开道，即谓“暗访”、“私访”。我们采访淮河“明”不起来，也“暗”不了。不过小分队总得有个名字，为了与全国人大领导即将到沿淮四省进行环境执法检查有所区别，我们叫“暗访淮河”比较贴切，而且很简洁。
采访中体会到了“暗访淮河”这个名字的好处：它时时提醒我们，到一线去，到现场去，到基层去。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整个采访时间超出计划很多倍。可以说现在仍没有结束。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确了解到了真实的淮河，看到了材料编不出的东西，得出了前人所未提出的结论。
我的两位同事
小分队让我认识了两位出色的同事。云南分社曹滢稍长，江苏分社蔡玉高上世纪８０年代出生。小蔡出世时，我大学都快读一半了。
二人各有特点。作为女孩子，小曹长得秀美，做事认真。我们出发不久，在蚌埠写第一篇稿子时，她饭都不吃，反复研究其中的观点，把数字拿出来一个个比较，还到网上寻找旁证。有一些需要累加或算增减百分比的数字，她拉着小蔡一遍遍核对。采访一些问题，不搞清每个细节，她都不会松手。
曹滢在桐柏县“淮源”碑前的留影
小曹非常勤奋。云南远离淮河，小曹对淮河没有一点感性认识。出发前，她提前到北京，买了大量的书籍来参考。每天工作之余，她就抽空写作采访纪行稿件，据说是给一个环保杂志供稿。她的毅力也激励了我，每天即使再累，我也把计划中的事情做完。
小曹是个环保主义者。对云南的许多地区，特别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地区，她都到过。据说她登上过５０００米以上山峰。如果这次不参加淮河小分队，她可能要去西藏。她为西藏之行做了许多准备，其中她花了４０００多元买了一只“卡西欧”的海拔表。这只表像是大一号的手表，戴在小女孩的手腕上颇有“专业感”。它可以随时测定海拔高度、空气温湿度、指示方向，测量行进中的未来地区１８小时天气变化等。一开始，大家觉得这支高科技手表挺有意思，不时问问脚下海拔。后来发现其中有诈：明明一楼海拔３０米，到二楼反倒变成２７米了。后来小蔡开玩笑说：这是一只高科技哑铃！还不断询问小曹“锻炼效果如何”？在往返上万里的工作途中，这只海拔表给我们带来不少欢笑。
左为沙颍河项城桥下采访农民的蔡玉高
小蔡则机敏过人，做事的风格和我相近，总希望用最小的劳动换取最大的收益。但生活中的他勇于吃苦，乐于助人。旅途之中吃饭、住店、买票、结账等等，都是由小蔡主动承担。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大包小包的行李、材料，到了一个陌生的旅馆时，总是由小蔡上前打探、询问、登记。由于他总管了琐碎的杂务，我们封他为“蔡总”。后期主要稿件策划，大的框架制定，具体新闻稿写作，“蔡总”承揽较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许多观点，许多材料，是三人的共同劳动成果。部分照片，为曹滢、蔡玉高所摄，均未署他们的名字，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政府的“嘴”与“脸”
说是“暗访”，我们一路上还是与环保部门打了很多交道。作为政府负责环境保护的环保工作者，其代表着。
从干流到支流，我们接触到不少市、县环保局局长，总的感觉是专业人士少，职业官僚多。很多环保局长不是工作需要他们，而是他们够级别，政府要安排职位给他们。或转业安置，或招考处级干部上岗，或民主党派人士任职。他们见到记者就替政府美言，一转身又有说不完的牢骚。
环保干部居于这样的位置，要做好涉及全局的环境保护工作，难于上青天！
“脸”不真切，“嘴”就更难真实了。我们听到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环保至上”的话。这些领导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说过头了大家都知道”，悄悄地一笑了之。从上到下，大多如此。国家环保总局在我们发稿后，几度召开新闻发布会，似乎要“斧正”什么，但始终没有把他们确定的淮河流域２００３年ＣＯＤ入河排放量７０多万吨数据作为重点。这一数据比他们自己测定的２０００年水质最好时还是少了许多。而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测得２００３年数据是１２３万多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看看一河污染水，听听百姓疾苦声，“自２０００年来淮河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的话，恐怕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了。
“脸”上有正气，“嘴”上有真话，是政府诚信的开始，是做实事的基础。如果淮河流域的地方政府抓环保以这副“嘴”、“脸”示人，污染有反复、治理走弯路，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说说水质
水质的分类早有所知。但具体到测量的指标、数字，就不甚了了。采访时我一再叮咛二位年轻同事：先用鼻子、眼睛采访，不行再加上舌头和胃。老远闻见以臭为主，臭中带酸或其他味；走近一看或黑或黄，甚至五彩缤纷，显然不会是合格的水质。即使供饮用的地下水，看不出颜色，闻不出浓重的消毒氯气之外的味道，但喝起来有的咸有的甜有的涩，喝下去胃胀厌食，肯定也不会是合格的饮用水质。
一般人并非水科学专家，没有必要把精确到毫克的数十项指标搞得清清楚楚。所以，书刊媒体中的文章或报道中除了感官的表述外，通常都把权威部门的几十个测量指标数据变换成阶梯式的“五类”来表示水质：一类——水质良好；二类——较轻度污染；三类——轻度污染；四类——重度污染；五类——严重污染。在“五类”之下，还有“超五类”、“劣五类”之说，就是比“五类”更严重。一般作为饮用水源的，必须是三类以上水质。在环境科学理论上，“五类”就不叫“水”了，因为它丧失了“水”的功能，不可农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生活用或作饮用水源。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淮河流域有些地方，五类或劣五类也是求之不得的水。它还有液体形态，除去这样的水，哪里去找像“水”的东西？
常见水的质量指标一共有二三十项之多，水按５个类别划分质量，对应的是测量指标的综合。如淮河流域大规模治理污染起始时主要治理ＣＯＤ（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污染使水质变成黄、黑，发臭味。过去ＣＯＤ含量每升２５毫克即为五类水。后来更改为每升４０毫克。“２０００年淮河水变清”形象指标是要干流水质达到三类，支流不超过四类，用的指标是提升后的新“标准”。现在所用的标准是《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水质划分中的其他指标也许不会引发感官上的变化，但也影响水质。如氨氮，看不出什么颜色，也闻不出什么气味。现在淮河污染的新趋势是氨氮污染越来越重。２００４年７月中下旬，淮河发生的历史上最大的污染事故，其前锋就是氨氮，危害程度甚至高于历史上的以ＣＯＤ为主体的污染。
“达标排放”是水环境保护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必须指出：生活、企业废水排放“达标”的“标”并非标准用水质量的“标”，而是根据其所属行业划分的处理标准。化肥厂达标排放的污水，氨氮浓度也会是１００毫克/升，是五类水标准的５０倍。如１９８９年前建成的印染企业，因废水处理难度大，处理后的排放标准相对就较高。３级排放标准ＣＯＤ达标值为１０００毫克/升，也是正常三类水标准的５０倍；柠檬酸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