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淮河-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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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让农民进厂房里变成工人,让公路进村庄,让住房变楼房。即使如此,这种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进化而来的小城镇,不可能形成大工业。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小城镇的手工业被廉价的大工业产品荡涤殆尽。城镇建设过高的平均成本,使中国的小城镇只是实质上的“村镇”而非现代意义的“城镇”。进镇的农民只是在自建或自购的住房中生活,而享受不到城镇所应带来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享受不到城市文明与文化。各级政府领导与专家们都已看到这一点,近两年对小城镇都保持低调。
我们采访途中拍摄的河南省固始县某乡镇。萧条与污染共存费老就苏南之言,余音未了,投资、扶持发展小城镇已显露出根本性失误:形不成配套,上不了档次,大大增加了各项成本,等等。
我因报道2001年世界女篮锦标赛,在明星小城镇集中的张家港市住了很长时间。加上一位过去的老同事代表中国科学院挂职该市副市长,对该市的小城镇做了一些了解,看到其发展,也发现其弊端。张家港电信局局长就说:全市有七八个大镇,企业、人口都有分量,但信息化操作难度远大于城市本身。要顾及小城镇,光纤、交换设备都得到位,就如同把张家港市城乡都建设成大市一样。成本之高,企业化的电信部门根本无法承受;文化部门表示,小城镇文化建设与管理效益低,投资大,目前根本没条件去做这项工作;教育、社会治安等公众事业投资成本,都要远远大于城市。
小城镇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研究。在此,我只是探讨一下小城镇的环境问题。
落后的淮河流域小城镇,环境之凄惨让人不入其境,很难想象。我没有做定量调查,只是以采访中见闻的一两例加以说明:1994年仲夏,我随一位老同事去阜阳出差。当时沿淮淮北在我印象中除蚌埠外,无“城”可言,仅有“集”。去时是晚上,地区党、政领导请喝酒、请吃饭,糊里糊涂。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宣传部副部长王学敏,也是新华社的老朋友,要给我们送行。我们住宿的行署招待所没有早餐,就到王部长认为不错的一家摊点先吃点。
这个早餐点在一工棚式的临街平房内,我们进去时店老板夫妇俩正在生炉子,临时床铺的竹席上躺着一个光着身子的七八岁小男孩,还在呼呼大睡。来客人后,老板连忙搬出尺把高的小桌子、小凳子,让我们坐在外面。然后他从睡着的小男孩的床下拖出一个面盆,上面栖息着一层绿头苍蝇,老板连拍带赶,才让苍蝇飞起。抄起一团发酵过的面,开始做早点。我注意到,小男孩身子下面的竹席湿了一大片,可能是半夜遗尿。如果判断属实,一层稀薄的竹席下面就是盛面盆。我还沉浸在想象中,几碗名叫“撤汤”的早餐加上几块摊饼端了过来。
我实在无法下咽,推说不饿。王部长一再劝说,老板娘见状还强调说:“里面还加了鸡汤,尝尝味好着哩!”大热天,要有隔夜鸡汤,也是馊的。出于礼貌,我嘬了一小口,直想吐。王部长也不说什么了,自己吃了一大碗“撤汤”和几块饼,高高兴兴和我们道别。
这是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平原地区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的真实写照。这次我在周口市繁华地段一个装修档次不低的面馆里,还重温了这一幕:菜盘子里留下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油腻和菜渣子,服务员黑指甲直接伸入碗中的食品里。工作人员穿着鞋,一双脚像是从煤坑里出来的。这还是地级市周口,如果到了这种人群聚集下的小城镇,环境卫生可想而知。
利辛县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城镇,名叫阚疃镇。距县城约10多公里。约有上万人口,好几条长街。在淮河流域,这样的“小城镇”算比较大的。我上世纪90年代经常路过这里。镇上有不少小作坊式企业,在当地比较红火。有一家食品加工作坊,做一种叫“口孜鸡”的肉制品。整鸡烹制,口味较好,一些市、县干部经常吃饭前去镇上购买。我到镇上一些人家去过,临街人家的后面还有人家,有些地方三进、四进住房。食品加工的污水、生活的污染物,都在离自己住房不远的公共地带上,有时就扔在大街上。夏天,臭气四起。偶有人家,
小城镇 大问题(3)
将腐肉扔到街中,十天半月,半个镇子人家都要在恶臭中度日。污染较轻的时候,蚊虫苍蝇盖了一层,根本不把行人当回事。污染重时黏稠状物体色彩鲜艳,在阳光下泛着毫光,不见任何生命。这些小镇上的厕所最不能去,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农民早已不用粪便作肥料了。这里既无化粪池自然沉淀,也没有设施处理。即使让人清理,也是从厕所里掏出,运到镇子边上无人处倒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光顾这样的“卫生间”,结果10多年来做的噩梦,相当部分梦境是感觉内急,要去这样的卫生间。这里所产生的固体、液体污染物,搅合在一起,发酵后流到河沟里。远离河沟的村镇,就一层层叠加,一天天忍受。
在田营,在丁集,这些曾是全国闻名的“明星镇”,基本也都如此。
在本次采访中,我们曾计划将淮河流域小城镇问题作为采访内容之一,后时间紧迫,暂时放弃。但沿途目睹了很多这样的小城镇,有非常深刻的感性认识。这些“小城镇”,甚至增加了我们对淮河流域的绝望情绪。
小城镇近乎成为淮河流域的恶性肿瘤,但人口还在继续增加。
进入城市除经济能力外,还有人为设置的众多“门槛”,大部分农民无力逾越。于是他们家庭中主要成员可能会到城市里找工作,挣现金,然后把住房、家庭移到居住成本相对小得多的小城镇,既体面,又热闹,相对于农村,购物、医疗、子女上中小学,还是方便得多。
如有一技之长,也可以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多少有些收入。
小城镇要达到城市的设施标准,其人均投入可能要高出很多倍。
虽然没有请专家做精细测算,但常理可知,失去规模效应,成本成倍增加。
淮河水资源局执法监督处一位处长算过:1-2万人口的小城镇,如果要建设污染处理设施,加上配套管网等,除土地价格可能低一点外,总共大概需要5000万元,即人均5000元。而100-200万人口城市,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及配套,20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不到小城镇的平均成本一半。
在中国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当时,台湾一位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后唱出反调:中国应发展300万人口左右的大中型城市,抑制农村小城镇发展。这位学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与教训、中国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章看起来比费孝通影响全国的大作更像是研究“论文”。但在习惯于“统一思想”的行政体制下,这位学者的声音仅在一些杂志上出现几回,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看来,“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就像马寅初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人口论”一样,尽管事后证明马氏理论正确,但30年、50年后被人们所认识,挽回其结果的成本,是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承受的。
也许不要20年,小城镇这个淮河流域发展的痼疾就会恶性暴发。
污染根本:人口之灾(1)
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结果,实际上是环境与人口的冲突。污染根本,是人口之灾!
淮河流域一般说法是“沿淮四省”,实际流域涵盖5省40个地级市,163个县市和75个地级市所属的县级区。这里的“第5省”是湖北省,涉及随州、孝感、黄冈3个地级市、4个县。
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到2000年,全流域人口统计是1。65亿。全国56个民族,这里有54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15人,是全国平均数的4。6倍。我们此行,采访了环保、行政和研究人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淮河流域现在实际人口数应在1。7亿左右历史上,淮河流域是多灾多难的地区。旱灾、火灾、蝗灾,动辄使数十万人失去生命。黄河夺淮,700年游弋不定,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社会延续、人口发展必受大的影响。建国后中国最大的减少人口灾害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政府公布的死亡人口数字,一般认为中国减少人口3000万,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江苏和沿淮地区,其中安徽、河南更甚。
为什么在如此“打压”之下,人口还如此密集?我没有研究淮河流域人口发展历史,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可以推测出,这是群体性的多生多育倾向与历史积累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我在阜阳任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多年,对淮河流域人群“多子多福”意识之浓厚,有深切感受。计划生育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生育无所不用其极。用一位当基层干部的朋友的话说:“‘扌’旁的字除‘打’字不能用外,其余全都可以用”。对干部来说,管理尤其严格。一有违犯,职位、饭碗尽皆失去。但做市、县领导的朋友,很多人都有二三个小孩。乡镇干部,多的有6个小孩。分社一位同事就曾报道过临泉县一位村支书,生了6胎,仍不愿“罢手”。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阜阳市一位副秘书长,我们交往不错。某日,这位秘书长喜得贵子吃满月酒,邀几位亲朋好友。我一人在阜阳,他就把我也叫了过去。他的大女儿约10多岁,逗人喜爱。我不解地问秘书长:“有了一个孩子,怎么还可以生第二胎?不怕丢了帽子、没了饭碗?”秘书长带笑不笑地答道:“我生二胎,符合政策。大女儿高度弱视,是残疾。”我望着不谙世事、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心里不是滋味,暗暗责怪自己多话。当这么多人的面,让家长揭小女孩的痛处。自此,很少说话。用餐的桌子很大,菜一盘盘上,大家只能转到面前时才夹到菜。坐在一侧的小女孩突然指着对面一盘虾子说:“我要下面那只小的,头红红的那只!”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我突然发现,她没有戴眼镜能看这么远、这么清楚,很是奇怪。秘书长端起酒杯又笑着对我说:“别研究了。孩子该看见的东西还是能看得见。”
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另一位有两个儿子的处级干部见到我的儿子,半开玩笑地说:“叔叔教你一个办法,你就可以有小弟弟了:让你爸和医生说好,到医院你就说什么都听不见,怎么问都听不见。
然后医生就会给你爸开证明,允许你们家多生个小弟弟了。”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在淮河流域,不断膨胀的人口将成为淮河治理无法逾越的屏障!根据流域的基层干部推测:全流域人口的高速增长期还将长时间维持,估计到2020年时,流域总人口可能达到2亿以上。届时,水资源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难以化解,饮用水的稀缺也将成为最大的问题。
对淮河流域人口的高速增长,我也做过思考,总结出以下几点:一、尽管有政策高压,但历史观念和群体意识非常难以改变。淮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过大,人口基数大、群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