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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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显然不是！实际上正是当日的形格势禁，逐渐使得这位“文学才华非凡
的教授”的聪明才智，最终演化为世故城府，而只能发挥于避祸全身的无谓
人事。正如他在历经自己和阅尽友朋的重重苦难之后所感慨系之的：“自古
最诚朴鲠直之忠臣，也得小施权术以自存。”（15　章）

纵观吴宓先生在“第三个28　年”的作为，如果用学术史的价值尺度来衡
量和评说，确实是乏善可陈。也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忽视了《心香泪酒祭吴
宓》一书中记录下来的若干细节。试举一例：即使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即


将席卷重庆城乡的1949　年7　月，这位早已享名中外、正在积极逃避国民党政
府“抢运学人”计划中的“空运”待遇的夫子，竟然还坐在蒸笼一般的斗室
里，“挥汗翻阅书籍，钻研学术”（6　章）。这足以说明，吴宓这位宿儒所
固有的对祖国大陆的眷恋和对学术事业的专致，在本性上也是可以做到如同
陈寅恪先生那样不受外力左右而“沉潜学问”的。

但是直到他行将结束这“第三个28　年”而告别在重庆的友人时，吴氏才
用英语沉痛地道出了他的心音：“希望真能有个天国，我们能够在那里相见，
无拘无束地讨论学术问题！”（45　章）换言之，就是说在当时那些个人间时
日里，学人之间是连“无拘无束地讨论学术问题”也是不可或得的！

一位怀抱深厚而学养非凡的国学大师的文化生命，在中年以后的“遇
难”，竟一至如斯！当我们循序把一部《心香泪酒祭吴宓》阅读至此，这位
若干年来为自己、也为朋辈努力寻求着“苟全生命于乱世”之“术”的一代
大师，对于自己和友人作为教化授道者纵然委屈求全，但终于难成“正果”
的内心隐痛，方才纤毫毕现！

如果说，陈寅恪能够在广州寒柳堂中藉一叶扁舟，于身心双寂之中证“元
白诗笺”、论“再生”之缘、编《金明馆稿》、传柳氏生平，不妨可以看作
是冥冥之神对这位在社会历史的狂涛恶浪中沉浮的国学大师的幸运独顾的
话；那么，与此同时，具有同样文化功底和学术潜力的吴宓，却只能在重庆
北碚，凭借着自己的天赋聪颖和阅史智慧，巧于同不可理喻的时势和居心叵
测的人事周旋，为友朋、也为自己免于覆舟之祸，而不断地踌躇于深夜，谋
划于秘舱。

正如曾经接受过吴宓一番“剖切言辞”而改弦易张，以致于藉其指点终
于成功地“躲过了反右斗争这关”（30　章）的经史学家杜钢百教授（四川广
安人，任职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在遥祭吴宓时所痛陈的——“想想雨僧
夫子一代鸿儒，学贯中西而通古今，竟然遭时不造，迍邅无所用其才，神州
之大，却不能容一书生展其才学，后代学子也不能传其学术造诣，而蹉跎岁
月，磨难20　余年，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吴宓于1978　年寿终于泾阳县安吴堡故里，正好应了他中年时代为自己所
作的其自然生命只有84　岁，且可用“三个28　年”来概括的预言，自是人间
奇事。我们姑且不再追究其间的秘意玄谛，还是用西南师范学院的早年毕业
生石琼生先生的跋文中语，来概观《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社会价值吧：

《祭吴宓》并非研究吴宓的专著，也不是吴宓学术思想研究史。所记之事虽然具体
而细微，但却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文化、学术、经济、思想等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
侧面，是吴宓先生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幸与不幸的生活史、生存史、欢乐史和灾难
史，很有史料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人所共知：吴宓、李源澄、吴毓江先生等，都是三四
十年代因在某一学科内的创见、成就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地位而蜚声学林的，但在吴宓先生
最后的28　年中，他们都很少著述问世，更谈不上什么传世之作。吴宓先生的遗憾和苦闷
也正在这里。不惟如此，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不同阶段均遭受到不等程度的伤害、折磨、
摧残和凌辱。有的性命不保，早升天国；有的仅保残缺之体，苟全性命，无所作为。这是
知识分子的损失、不幸和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不幸和悲哀！
为此，钟鸣先生在本书“代序”中所写下的读后感：“。。读完它，如

果过去你是个不痛不痒的人，那你似乎就永远地有了一种隐痛，任凭什么也
除却不掉。”似已先得吾心！
“言为心声”。论者以为，正是有了张紫葛先生的不负重托，在目盲腿


折之后，以过人的毅力，逐一揭开他们当年所共同身受的“已经徐徐淡化或
结痂的历史创伤”以后，化心碑为言碑，和泪凝血般地在《心香泪酒祭吴宓》
一书中，记录下了吴宓先生的后半辈子生活，才使吴宓先生在其生命历程上
的“第三个28　年”中所身遇的“屈辱、卑微与痛苦”，有了广泛而深刻的人
生悲剧意义。

今日退而言之，也许正因为有了32　万言的这部《心香泪酒祭吴宓》，来
实录和印证吴宓先生的文学和人生，才可能使他的实际影响力，比重印几部
他的《文学与人生》要广泛深入得多。事实上，也惟其如此，他老人家的后
半生虽然忍辱负重，曲己噤声，但于社会历史的教益意义而言，也算得是人
生未虚此行。

（1997年5月　5日夜）


“读读浦江清”三章

校毕收入本书中的《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录》和《清华园日
记·西行日记》三部书的书话，觉得意犹未尽，还有话说，乃补叙数语，以
为弁言。

在浦江清先生（1904—1957，松江人）早年的学问道路上，惹人注目的
是“三校三师”对他的深刻影响。当这位品学兼优的少年学子于1922　年在松
江中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改名为东南大学，其年29
岁的吴宓执教该校甫一年。据吴氏的记载，“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
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而“宓尽心授课外，集中全力于编撰《学
衡》杂志”。是年该校“西洋文学系”恰告成立，成为当日国中各大学中独
一无二的系科。于是浦江清幸运地成为了该系首届学生。

据说，改制后的东南大学，一时“声望甚高，俨然与北大抗衡”，而“整
个文科的空气，和北大不同，有严重的复古倾向”。浦氏在这种气氛中，便
将时间“花在读名著上”，并在校方“通才教育”的培养目标约束下，未出
国门即将英语口语修炼到了“纯熟”的水平，这也是他毕业后能够敷任吴宓
所推荐的清华研究院助教职事的原因。

进入清华门以后，浦江清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深感自己根底不足”，
于是抓紧时间巩固了英语，并陆续掌握了法、德、日语，粗通了希腊、拉丁、
梵文，进而在寅恪先生的熏陶下，“把研究方向从文学转向了史学，对考古
发生了浓厚兴趣”。1930　年秋，浦氏代吴宓接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
他在《送吴雨僧师赴欧洲》诗中深情地写道：

道学文章事可哀，中年感慨逼人来。

人生难得是休息，万里之游亦壮哉。

赛纳河边堪吊古，但丁故里一徘徊。

西风落照苍茫甚，应有新诗似雪莱。

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以后，浦江清与朱自清先生的学术合作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其标志为联手创办并轮流主编了主要为中学语文教学服务的《国文月
刊》，后来又与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一同下榻昆明郊外的龙泉镇清华文科
研究所。据浦氏日记的实录：“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
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
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
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
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抄书至此，使人尤感联大诸公处身清苦而
弦歌不辍的精神境界。有此公谊，于是知道当朱自清先生于1948　年夏病故
后，一力承担起《朱自清全集》的集稿校订和编辑出版事务；而当他自己在
9　年后亦不幸病殁以后，有吕叔湘先生主持汇编印行《浦江清文录》一书，
均良非无因。而吴宓先生生平所持之“斯文同骨肉”之论，亦于此历历有确
证矣！

浦江清先生的主要著述篇目，附见于其妻张企罗口述、其子浦汉明整理
的《浦江清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　辑，山西人民出版
社1985　年7　月版）一文之后。浦氏英年早逝，竟得以幸免于“世无前例”之
晚年坎坷，而留存一份清白精神、纯粹学问于人间后世，其惟天意乎！

（1997　年10　月　15　日夜补叙）


《浦江清文录》

日前偶检斋中文稿，忽见旧题《浦江清其人其事——读〈浦江清文录〉》
的一文底稿赫然在焉，欣何如之！此系7　年前旧作，原为香港《大公报·读
书与出版》所撰，此后文章因故未予刊出，其书却因之而失去。今将旧文略
作删节并润色如次。

浦江清先生于1904　年出生于松江（今属上海）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7
岁时，曾上过一年私塾，旋入新式小学，学业极其出色。由于家境贫寒，在
松江中学毕业而考取东南大学时，因获得本县“清寒子弟助学金”，始得以
顺利入学。毕业以后，由“学衡派”领袖吴宓先生的介绍，荐入清华学校研
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后赴欧洲游学，曾经在伦敦博物
院，致力于钞录敦煌卷子。1936　年返乡与出身书香门第的张企罗小姐成婚，
旋携妻返回清华，入住北院9　号宿舍。两年后，他33　岁时，西南联合大学成
立，乃从湘桂入越转滇，抵达昆明，升任联大中文系教授。此间与朱自清先
生等创办《国文月刊》，主持“古文选读”专栏。《浦江清文史杂录》第3
辑中所收两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和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除原
文选录者外，有串讲，有注解，有“后案”或“附录”，旨在“备高中及大
学生国文自修之参考”。另有“古文丛话”一组，亦同此意。大抵均为《国
文月刊》所供之稿。

1942　年春，以休假期满，浦氏从沦陷区的上海，穿越常州，困于屯溪，
后步行入江西，取道闽广而返昆明，一路备历艰辛困顿。其《西行日记》即
从是年5　月28　日至上海北站托运行李始记，至次年2　月9　日为止，其中颇详
其艰难始末。郑朝宗先生说，“读《西行日记》会使人想起钱钟书先生的小
说《围城》第五章。这最精彩的一章，也是记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旅途中
的遭遇和见闻的”。在昆明，由于民族危亡，家人离散，再加上艰途跋涉，
浦江清在身心方面受创甚深。其间有“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之句，可
窥其心音。

1946　年10　月，浦氏随同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时，清华园风景依旧而
人事已非。他初到此地担任助教时那种讲道论学的平静的书斋氛围，已无可
复觅。于是思想上随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1948　年夏朱自清先生的不幸病
殁，对其心灵的震动尤甚。乃自承《朱自清全集》编校出版事，以为对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