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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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精校勘之学”，并“有功来学”。但对其生平事迹，及其平生在古典文
献方面的成绩进行综合研究，并进而结撰为专著者，自清及今却并不多见。
知见的仅有清人江标所撰、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大隆教授补撰的《黄丕烈年谱》
（中华书局1988　年版，王绍曾教授对此撰有《读点校本〈黄丕烈年谱〉》一
文，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6　期）和封思毅先生所著的《士礼
居黄氏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两种。

顷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姚伯岳副教授撰写的《黄丕烈评传》，作为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第172　种传记即将问世。该
书共10　章，约20　余万字，是该套丛书中惟一的一部以文献版本学成就而入
选的传主。这样，《黄丕烈评传》的撰成，实际上也就可能成为一部集百余
年来研究黄氏思想学术之大成的重要专著之一。

本书著者是我80　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就学时的同窗。他在
1984　年本科毕业后，即留校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所作学位论文，便是关于黄
丕烈的版本目录学成就的研究。因而，就作者而言，本书可谓适得其选。就
知识结构而言，著者多年来在北京大学所开设的《版本学》等课程，在北京
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帮助著录古籍版本的实际知见，均有助于作者写好此书。

《黄丕烈评传》每章的章名均采自传主自己的诗句，或与传主关系密切
的成句，并一一交待其出处，颇能揭橥传主的志趣。著作者首先以4　章的篇
幅，来谈传主的生平成就、精神境界、生活趣尚，以及师友交游情况。姚氏
善于从清人文集笔记和黄氏题跋作品中的零碎处和细微处，来串联和勾稽黄


丕烈其人其事的历史面貌，并进而揭示其精神风采和学术造诣。

本书著者写得较为出色的部分，是第5　章开始的对传主版本学见解和版
本方法、藏书思想和藏书活动、校书活动和校勘思想、抄书和刻书思想、编
目活动和目录学思想的论述。作者成功地叙述了黄丕烈是怎样来处理古籍版
本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如何搜集，如何对校，如何修缮，
如何鉴赏，如何题跋，如何刊印，几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都有具体的实例
来加以说明。如：“书籍贵有源流”、“力主死校”等节，都具体而微地表
现出黄氏高妙的文献技能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珍惜民族文
化遗产的思想感情。因此，著者在最后一章《“真个苏杭见闻广，艺林嘉话
遍天涯”——黄丕烈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中，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观点和
结论：

应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藏书家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这个群落大概因其职业
的关系，在思想上往往呈现一定的保守性，甚至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但由于其保存了人类
文明的精华，从长远观点来看，藏书家的这种保守性又具有了相当的积极意义，使得后人
在感念之余，意识到当初藏书家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蕴含了一种异于常人的巨大热情和清
醒冷静的科学精神。所以说，藏书家的思想，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历史上千万个藏书家中的一分子，黄丕烈最大的特点在于严守家法，并予
以发扬光大。也就是说，是乾嘉时代崇汉复古的特殊风气造就了黄丕烈这样的人，而黄丕
烈反过来又对这种风气的盛行和传承，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各种理论一言以
蔽之，不外乎是考据学思想方法在藏书活动及有关学术研究上的翻版。一切为存古服务，
求古是为了存古书之形，求真是为了存古书之义，他的收藏古书、校勘古书、刊行古书，
都是为了保存古书，使之能以其原来的面貌长久流传。而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客观结果，就
是更多并且更真实地保存了我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黄丕烈的可纪念性，即在于此。
《黄丕烈评传》也还存在若干宏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本书开篇部分的《乾

嘉学风的日夕浸润》一章，对于“乾嘉学术”这样一个历史大环境和文化大
背景的论述，以及苏州这个“藏书之乡”本身的文化磁性力的研讨，尚感不
足。末章中，著作者对于传主身后影响的叙述，虽然下了功夫，但也不是没
有可重笔增补的东西的。如现代上海藏书家、言言斋主人周越然在其《书书
书》一书中专有《黄氏五跋》一篇，谈其所经手收藏的“黄丕烈手跋之书，
共计五本”，他认为“黄荛圃之著名，半为校刻，半为题跋”，“余终好黄
氏之跋语，终以其言多趣味，近人情，且百读不厌也”。篇末并交待出他所
知道的黄氏遗书的五个流向。而以收藏“顾校黄钞”著称的清末民初常熟藏
书家丁祖荫（字初我，1871—1930），以及自陈“清朝的藏书家，我最佩服
的是两个人，一是吾乡丁丙，一是黄丕烈”的台湾历史文学作家高阳等诸如
此类的书人书事，均还不无可供《黄丕烈评传》增订之处。

读罢这部《黄丕烈评传》，感到著作者在书中还是发挥出了多年知识结
构和学术积累之所长，对于传主的生平、经历、业绩、贡献和影响各个方面，
都作出了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介，作者对于这位二百余年前的人物的文化感觉
和学术品位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全书行文颇为流畅，表述和阐论的结合
也颇为恰当，允是一部较为出色的清代学人评传。

（1997年7月　3日改定）


《书装书话》

自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5　年春陆续上市《书趣文丛》以来，一个任谁
也没有料到的“书话热”悄悄地升温了。但如不是情有独钟的读书爱好者，
面对近年来这样集束式推出的“书话”作品，摸摸阮囊，是会有所犹豫的。
但由北京姜德明先生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正、续编是必须要及时购下的，
否则“悔之晚矣”。

近来有幸先期读到江苏出版界两位前辈洪帆、黎东先生合著的《书装书
话》（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年出版）一书，深感在书话这个题目下还大有文
章可做。所谓“书装书话”，顾名思义，就是谈图书装帧艺术的书。谈图书
装帧艺术的书，这《书装书话》不是第一本，记得在书市上曾经瞻仰过大开
本的一部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精美异常的关于中外图书装帧设计的书，美
轮美奂，可叹书价之高，使我只有“临渊羡鱼”的遗憾，而丝毫激发不出“退
而结网”的勇气。检视雁斋所藏此类图书，惟有余秉南先生编著的，也是大
16　开本的《世界书籍艺术流派》（花城出版社，1987　年版，98　页，全一册，
平装本，定价14　元）一书，在填补着我该类藏书中的“空白”。

而《书装书话》的结集出版，将填补我国书话家族中的另一个空白，这
是因为这部书是专门谈论图书装帧艺术的“色、香、味”的随笔集。这个“色、
香、味”的说法，可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江苏另一位资深出版家高斯先生在
读罢《书装书话》书稿以后的感悟。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读书的人常常会谈起优秀图书的色、香、味如何如何，这是可以理解的。图书装帧

设计的艺术性最直接的表现手段是色彩；图书之香，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纸香墨香，而是指

一本好书可以引起读者仿佛进入花草丰美、异香扑鼻的大花园的那种感受。图书之味，则

是指读者领略图书之美的时候，在求知悟理等方面感到的舒畅与满足。这三者互有区别，

但又浑成一体，构成一册或一部优秀图书所独有的艺术魅力。

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可知，出版一册或一部优秀图书，非下一番具有

艺术性的制作功夫不可。这种制作功夫不是抽象的意瓴而是经过总体性艺术构思以后付之

实施的一系列操作。

图书的“艺术性制作”，涉及一部图书的封面、封底、护封、书脊、环
衬、扉页、插图、版式、标题、字体、字号等等书装要素，它是编辑出版工
作者乃至著作者个人审美水平高低的标志，过去的学者文人对此尤其注意，
而且注意到讲究的程度，可见此间的学问是不容忽视的。在当今的学人中间，
大概也只有钱君匋、姜德明等为数不多的前辈予以讲求。而实际上，加强图
书的“艺术性制作”，实在是当今在提高我国图书质量的过程中，应该予以
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诚然，我们拿到一部书，说它好，往往用两个词，一个是“图文并茂”，
一个是“形神俱佳”。“图文并茂”也好，“形神俱佳”也罢，无非是对图
书的内容和形式所作的一个综合鉴定。假如兼“图文并茂”和“形神俱佳”
而有之，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一部书是达到“文质彬彬”的艺术境界了，这
里的“文”指的是图书的形式，而“质”就是图书的内容。一部“文质彬彬”
的好书，自然就是富有书卷气的了。而《书装书话》就是这样一部侧重讨论
图书的“艺术性制作”，或者说是鉴赏图书的“形”和“文”的随笔集。它
告诉读者的，无非是普通读者在“读书”的过程中所易于忽视，而实际上并
不是无关宏旨的那些图书审美知识。所以说，10　余万字的《书装书话》，为


我们提供的正是进修这方面学问的一个好读本。

如今，打开《书装书话》一书，诸如“空白”、“文中图”、“图中文”、
“图文并茂”、“点和线”等读者开卷即见的图书版式问题，封面用字、书
脊美化、铁丝装订、文字润色等编辑技术问题，著者们都分别地作了细致的
品评和有益的论述。

尤其可贵的是，《书装书话》对图书美的品评和论述，是活泼生动的和
鉴赏式的。作者们决不教训编辑、出版和印刷工作者应该如何如何，而是通
过寻常生活中大家都可能遇见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典型事例，来逐步导入对图
书装帧设计的鉴赏，这就使得本书中的文章显得非常艺术，而且也是相当可
读的了。这种为文之法，当然是要有一定的业务基础和艺术功底，才可望及
的。如从印章的造型艺术，联系到对图书版面艺术的探讨（《图书版面随想
录》）；从书法艺术对人类社会的附丽，联系到书法装点图书封面所造就出
的书刊的“中国气派”（《书法与封面》）；从文嘉、齐白石等人的绘画作
品，联系到图书版面设计中的“空白”的安排（《杂谈空白》）和画册中的
“文图关系”的处理（《图中文》）等等，都是言之有物、清新可读的好篇
什。

作为一部旨在提高人们对于图书装帧艺术的鉴赏力的书，《书装书话》
无疑是出色的，但我想要着重提示的是，本书中随处可以读到的若干关于书
装艺术的意见，更是我们图书编辑出版工作者所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因为
它们是作者们的甘苦心得：

“图文并茂”这句话，不知己说了多少年，说惯了就成了一句泛泛的褒词，谁也不

想去深究它。其实，它在图书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分量是很重的。它不仅是一种编辑技巧，

而首先是编辑总体创意中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编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