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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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先是编辑总体创意中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编辑艺术。
（《图文并茂》）
一书在手，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封面。如果换一下位置，把它站列在书店和读者
的书架上，那第一眼看到的会是什么呢？是书脊。好的封面，可以引人入胜，为读者滋生
几分浓浓的鉴赏情趣和求知欲望。而书脊，既是封面的一部分，又有它自身的实用价值和
审美意义。
（《书脊的风采》）
《书装书话》中的最后一篇，题为《图书审美断想》，是研究图书的美
学品格、装帧、印刷与图书的形式美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包含着两位作者
对于图书这一人类精神产品的美学思考。在文章最后，他们提出，制版、印
刷、发行、出版专业的从业人员，应当普遍学习和深造“图书美学”这门课
程，以便“在进入实际工作时，能有强烈的审美意识和追求，让大家对图书
美有较系统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标本兼治地提高中国图书的书装水平，进
而造就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书装艺术的有益建议了。
（1996 年秋）
《书摊寻梦》
说来也奇怪，藏书家似乎都是爱用“梦”来形容自己对书卷文化的某种
感觉的。远的不说，近的呢，如北京姜德明先生就以“梦”字命名过三部读
书随笔集，一是《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二是《梦书怀人
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年版），三是北京燕山出版社于前年11 月印
行的《书摊寻梦》。
何以如此，我们不妨通过作者的前言后记，到姜先生的“梦境”里去领
略一番：
在家的时间就读一点杂书，常常羡慕古人所说的那句富有浪漫色彩的豪语：读尽天
下有奇趣味的书！我当然无力达到这一境界，但偶然读到一本书也会同我们的现实交相呼
应。其中的苦乐此处难以尽述。
（《书梦录·后记》）
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
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种情分我是忘不掉的。说句实话，有时做梦还在
店里挑书，而且还是多年不见、正在找的一些版本，尽管醒来空空，觉得做这样的梦也挺
好。
（《梦书怀人录·我与旧书店》）
1950 年我进了北京。天时地利，又让我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我是那两处旧书摊的
常客。我的许多梦都留在书摊上。现在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旧书摊了。可是我在梦中依然去巡游。常常
在丛残中发现绝版的珍本，醒来却是一场空，不禁顿生寂寞。说真的，梦中的那些书格调高雅，连封
面设计也不像今天的那样五颜六色，看了令人闹得慌。
。。
我把近几年所写的书话编成一本小书，起名《书摊寻梦》，可见我退休后的闲人生活，也表达
了我近时的心境和所感。。。旧书摊的梦真的不去寻了吗？我也并不那么悲观。世上痴心寻梦的人正
多，旧籍也不会就此绝灭。我仍将寻寻觅觅，并为天下的同好们祝福。（《书摊寻梦·小引》）
日有所思，夜里才能有所梦。除了上引的三段文字以外，可证姜先生的
“书梦”晚来尤酣的，是他在90 年代前期退休以后，对书事和文事的勤力。
“天道酬勤”。从那以后，他淘书兴致之浓和笔墨之勤，读书范围之博和作
品之多，令人暗暗称奇。仅在去年一年，我所访得的出自他的案头的书，就
有《书香集》、《书摊寻梦》、《文林枝叶》和《古董因缘》4 种。其中读
得最为仔细的当推小32 开平装本的《书摊寻梦》一书。
《书摊寻梦》（216 页，定价9。50 元）凡收书话文章69 篇。由谈与鲁
迅有关的书人书事入手，逐渐扩展到谈琉璃厂的旧书摊、线装书和旧平装书
中的新文学、有关老天津和老北京的风俗掌故，以及关于梅兰芳和程砚秋的
“主题书话”等。每篇千把来字，姜先生就把自己得书的因缘和读书的心得
娓娓道出，使人读过以后，在眼界上总是有所拓展，知识上总是有所增益。
而这正是姜先生20 年一以贯之的“书话之路”。
姜先生在《书摊寻梦》卷首的《小引》中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
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书）的？想来想去，还是为那些旧书摊所吸
引。”而如今，旧书摊淘书已经被公认为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人之梦
了，但我认为，因为有了像姜德明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爱书家”（叶灵凤语），
孜孜不倦地把自己多年来从旧书摊上淘得的旧书一一品评以后，写成书话，
公诸同好，所以才可能使得“旧书摊的梦”长留天地间，让人们同沐往日的
书香。
眼下，列入北京出版社《现代书话丛书》二辑的《姜德明书话》已经在
全国各地书店上架。我想，喜爱姜氏书话的书友们，不妨经由《姜德明书话》
一书来追索近二十年来姜德明先生写作书话的成绩，获取其内涵的教益。
（1998 年1 月7 日）
《青年必读书手册》
关于“必读书”之类，当年胡适、梁启超、汪辟疆等人，都曾经为社会
青年开列过。诸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等，曾经引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以致于新中国的学者从此引以为戒，不敢
对此有所献议。实际上，目录之学是读书治学的门径之“学”。清人王鸣盛
曾经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向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而“导读书目”，尤其是最切合求学者的门径之“目”。
新近上市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60 余万字的《青年必读书手册》，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发行的一部指导社会青年在书林学海中选读好书的
书。该书由季羡林、张中行、王蒙、周国平等当代饱学之士担任学术顾问，
书前冠有重要图书的版影、手稿、插图等彩色图版16 幅。编者号称此书可以
让读者“用最少的时间读130 部最有用的书”，旨在“倡导一种重视实践、
重视现实的阅读作风”，因此，出版者对该书的市场份额充满自信，初版首
次便大胆印刷了1。6 万册。
《青年必读书手册》由“书海导航”、“职业入门与常备书推荐”、“青
年必读书推荐”和“青年必读书候选书目”四个部分组成，这其中最见编选
者设计之精心的，是所谓“首选书”、“常备书”、“必读书”和“候选书”
四个等级的读书指南。他们首先承认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外文学作品，
对于青年读者的客观吸引力和实际影响力，因此，仔细而认真地选取了从“四
书五经”到《曾国藩家书》、《鲁迅选集》的24 部经典图书为“中国传统文
化首选书”，从《诗经》到《文化苦旅》的20 部图书为“中国文学首选书”，
从《圣经故事》到《泰戈尔诗选》的38 部图书为“世界文学首选书”，并给
每部书配以百余字的言简意赅的感性评点。应该说，这是该手册最具有价值
的所在。因为这统总不到百部的图书，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简明可靠的读书便
览或者是藏书指南，假如读者希望以此来提高个人或者是所在家庭的文化素
质和知识素养的话。
至于占本书最大篇幅的包括计算机、房地产、导游等22 个社会职业在内
的“职业入门与常备书推荐”，包括处世与修养、人物传记、科学技术等16
类的“青年必读书推荐”，以及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排的18 类的“青
年必读书候选书目”，也都具有浏览的价值。
总之，《青年必读书手册》是一部务实的读书指南，它虽然不一定就能
让你“用最少的时间”去读完它所推荐的那些“最有用的书”，但显然，作
为一个正在积极努力着跨向新世纪的青年，如果不去注意阅读本书中所介绍
过的这些可读之书，那么，他在新世纪的事业发展和生存竞争中，是将会付
出比购买这些图书的“书费”要昂贵得多的“学费”的。
（1997年12月 29日）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
著名的海外学者彭歌先生曾经在《改变历史的书》一书的卷首说：“书
籍绝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而常常是具有‘动力’的，足以转变历史进行的
方向——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
而经他汉译后的美国唐斯博士的《改变历史的书》，由林海音女士主持
的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印行后，竟然在短短的5 年间，累计印次22 次，印数达
到 4。4 万册，成为台湾出版业界的奇迹之一。然而，包括唐斯博士在内的西
方学者们，往往在遴选此类书目时，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对于东
方文化学术对世界文明所发挥的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常常视而不见。
因此，自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有鉴于此，编选了《影响中国历史的
30 本书》（王余光主编）和《影响历史进程的100 本书》（苏浙生编著）等，
希图对此状况有所改变。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120 万字本《塑造
中华文明的 200 本书》（王余光、宁浩主编），代表了这方面的最新成就。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系大32 开精装本。依次分为八篇：《文明
的初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时期》、《华夏文明的变异与中部地域文明的成长
时期》、《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中华文明的变异与周边地域文明的成
长时期》、《中华文明的兴盛时期》、《中华文明的融会与大中华文明圈的
形成时期》、《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停滞时期》和《中华文明的再变异时期》。
时间下限迄于1949 年。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在书首的长篇引论《书与中华文明》，
是对中国典籍与中华文明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的全面论述。文中提出：
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历史。影响一种
文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样复杂的，在这多样复杂的因素中，书，尤其是经
典性的书，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民族性格、
民族思想、民族特色的形成，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都与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完
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经典和近现代名著，既是民族心灵、思想与智慧的浓缩，也是民
族成长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的源泉；既是中华文明特色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进程的生
动写照。正是这些不朽的典籍，塑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又正是这些伟大的书，影响着
我们民族的历史，并且还将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精装本），全书共1482 页，定价56 元。
（1997年12月 16日）
“学海拾贝”三题
学者书简，往往多有出版者，其中风流蕴藉，时为纸贵契机。近来，商
务印书馆出版有一种学者书简，题名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1867—1959）和傅增湘（1872—1949），前者努力于秘籍珍本
的寻访和出版事业，后者致力于藏书的校勘和版本目录之学，两人殊途同归，
在中国近代学坛上各有其千秋。他们订交于1911 年夏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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