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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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出版世界》（第5　版，盛寄萍主编）、《艺术赏读》（第6、7
版，杨守年主编）、《旧书天地》（第8　版，黄树主编）的编者，也可谓得
蜀中一时爱书文人之选。如素具“读书癖”、喜欢“逛书店”的缪文远先生，
画得一笔佳画、写得一手美文的杨守年先生，历来关注现代新文学作家生存
状态的张叹凤先生等等，此前和此后均有所知名，本不在于藉《读书人报》
为纽带也。

在见报的作者和作品中，更不乏外面正式发行的报纸上不大看得到的人


和文。如梁永先生的《台静农先生的一幅遗墨》、署名“村老”者写的《比
较买书与比较读书》（均见第1　期）、缪文远的《逛旧书店琐忆》、车辐的
《章衣萍在成都》（均见第2　期）、李凯的《贬官不忘藏书的姚炫》、田旭
中的《略说斋号印》（均见第3　期）。。都是有着个人读书心得的好文章。

《读书人报》的各位编者同文坛前辈的主动结缘，也是值得说道的地方。
如第4　期头版刊载的冰心老人所写“《读书人报》使我得到了一个读书人应
得的知识和信息”的墨迹，以及在“读书人与读书人”栏目中发表的艾芜致
范泉的一封旧函；第6　期上的华君武“劝人为善，莫如读书”的题词，以及
当期开始的关于《梁实秋情书选》一书编选的争鸣；第12　期上邱煦随缘到协
和医院探视病卧着的唐彛�先生以后所写的回忆。。这种种行迹，无不显示出
编者关爱人文、倡导书香的善良宗旨。至于说首先连载郑逸梅老人新作《漫
谈民国以来的报刊》，并促成当地出版社到沪洽谈正式出版事宜（第6　期）；
以欣喜之情率先报道后来惹下难息风波直至莫名官司的《围城》汇校本“即
将面世”（第7　期），均将是后世读书人所瞩目关心的掌故。如关于“《围
城》汇校本”，报道题目即为《领略大家垂范饱赏〈围城〉风光——钱钟书
〈围城〉汇校本即将面世》。

我以为，这篇短讯可能是关于“《围城》汇校本”最早的一篇报道（1991
年6　月7　日），而且观其行文，源流历历，言意爽爽，恐怕非方家不办。时
人和后人要彻头彻尾地知情这桩公案，恐怕也得从读本文开始。今日立此存
照，可免他日诸君寻访翻检之劳。

位于成都红星中路的《读书人报》社从第16　期起，迁址到新华大道马家
花园路28　号办公。时在当年度的11　月22　日，该期头版发出“启事”，向新
老读者和作者广而告之。除了报址乔迁这件大事以外，大抵自1992　年秋冬
起，报社内部发生了一次人事危机。我受赠的报纸，大概也在此期间有所中
断。现在手头的一些，已经是局面有所稳定以后的“新×期”，改于周二出
版。版面及其主编，也有较大调整。新版面如艾舒仁主编的《书味》、殷世
江主编的《墨缘》、陈子善客串主编的《三边书话》（所谓“三边”者，大
陆、香港、台湾之谓也，于1992　年9　月30　日之新9　期始，开设于第4　版上）
等。

改版后的《读书人报》的创意之一，就是书界藉藉有名的“六场绝缘斋
主人”龚明德先生首先一试的，以所著《章衣萍札记》作“书版式连载”的
尝试。大意为，从1993　年11　月29　日印行的新11　期开始，用每期四个页码
固定刊登连载，读者可按期裁下已依照图书版面设计好的连载内容，集中保
存，待到全书载毕，即可装订成册，作为图书来插架收藏，而且声明：“如
有需要，本报也可代为设计封面。”这在我国当代报纸上，恐怕还是少见的。

我注意到开始作“书版式连载”后的《章衣萍札记》，要做到适合于裁
折装订，大概创意者是费了些周折和心机的。因为所载报纸系四开报的原故，
所以，是按窄幅大32　开本来做的，有眉线，天头、地脚和边口的幅员均很阔
大，要是卒能做成较厚的一册，样子是决不会难看的。可惜的是，因为《读
书人报》后来的中辍，于是这较厚的一册，终于不能变成事实；而那些忠实
于该报的读者手上，大概永远只拥有这册“六场绝缘斋主人”的《章衣萍札
记》的“残本”了，尽管它的收藏意义不容低估。

我于《读书人报》虽然知见较晚，但是后来却结缘甚深。其原因有二：
一是我后来因为组稿出版已故西安梁永先生的遗稿《雍庐书话》（南京大学


出版社1993　年12　月版，小32　开本，563　页）的关系，发现老先生竟然是《读
书人报》的经常作者之一，今年2　月我顺道访问“雍庐”后人的时候，才知
道原来该报的客座编辑张放兄，曾经到过西安他家中组稿，难怪张兄在1992
年2　月14　日第四版上所写的《先生风范如永日——〈台静农散文选〉内外》
一文中，要特别致慨于“春景来至，长安那位蔼然长者却已不在”的书人书
事，语句殊为沉痛。我在《雍庐书话》的“编辑手记”中，就曾经引述了这
篇文章的结语。而《雍庐书话·编辑手记》，也就因为有了这样一番因缘，
我愿意将文稿先期刊载在这份作者生前喜爱并积极为之撰稿的小报上（1993
年12　月21　日起持续连载两期）。

第二个原因是，《读书人报》后来还对我的笔墨事业有所恩惠。体现在
它曾经转载了吉林《新文化报》上刊发的有关我的一篇“素描”（文载1993
年12　月21　日），也曾发表过我的一个学生所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读书大辞
典》的编务纪实文章。尽管它对于撰稿者向来是无以为酬的。因此它对作者
投稿的“规矩”亦松，《读书人报》在“编辑部启事”中就有言在先：“本
报所刊发的文章，欢迎转载，也不反对作者在赐寄稿件的同时，投邮别的报
刊。”（1993　年11　月29　日）可是，作者写稿本来并不都是为了“润笔”的
呀，这从该报源源不断地得到了艾芜、吴小如、黄裳、姜德明、俞黑子、陈
子善等老一辈和新一代作家学人的支持可知。

此外，我还体会到，一份办了没有多长时间的《读书人报》，居然有常
翻常新的收获，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有多少报纸是依靠“以今日之新代昨
日之旧”地一天天生活下去的呵。我编辑《雍庐书话》、策划《中国读书大
辞典》时曾经系统翻阅过它，而且有得，已概如上述；而此次因为主持《华
夏书香丛书》的编政，再次翻检该报，仍有收获。如金平《长安有家旧书店》、
彭程《京华寻书散记》、杨明中《“龙池书肆”随想》、张阿泉《读书别趣》、
金文之《到上海文庙书市转转》等，都是非常合式可选的“淘书记”。

《读书人报》的品味旨趣之高远是难以尽说的。假如说第3　期上发表的
施蛰存先生的“《读书人报》见到3　期，内容甚佳，并未虚誉。蜀中人才多，
想必能日进无涯，渐露头角。以此为颂”的手迹，还是以精神鼓励为主的话，
那么眼高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小如教授在第15　期上的《读书人报》的题诗“日
坐南窗下，时还读我书。一编今在手，其乐复何如”，当为有感而发。

闲话少叙，在文章最后，我愿全文引述1991　年12　月6　日始设的《书爱
家》专版主编俞清禾先生所写的该版“主编寄语”作为印证：
书爱家，是与级别、职称、月薪等绝不搭界的称呼，能以此自称或被称，都是人生
荣幸之一。

书爱家，不完全等同藏书家；书爱家大多备有相当的书籍，但不过于追求版本、书

品等。书爱家，也不等同专门家；书爱家固然手不释卷，但不纯然只为学问，而是视书为

朋友，阅读便是与朋友聊天。书爱家甚至也不像教育家，书爱家的阅读主要地不是为了输

出。。。

书爱家可以同时又是藏书家、专门家或者教育家等，但书爱家是其主要特点。而且，

书爱家更广泛地散见于从形式上看几乎与书毫无联系的清洁工、菜农、邮递员、理发师等

等多种职业的人士中。

《书爱家》是一个崭新的版面，但其灵魂源自本报1　至16　期《书迷》和《人与书》

的长优。书爱家们都有理由潇洒地渡进这片属于自己的乐园。

总之，近日重检《读书人报》，心中的感慨颇多。想到爱好文化的读书


人敬惜文事的种种心力，毕竟要介由这些日渐变脆发黄的纸质来流传，而报
纸、尤其是一份内部注册的小报之易于散落佚失，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即如
我自己，当初报社按期寄赠该报时，随看随收，自以为收藏较为齐备，结果
此次略作部署，发现所阙藏之报数不在少，令人无可奈何。而今日距离该报
停歇，尚不足一纪。想到这里，能不叫人为之扼腕！

更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一份书卷气浓郁的读书小报，因为几多不能够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竟然还难以善终。要是当年能够兼有志和有力于一
体，致力于大同而微调其小异，苦苦撑持下来到90　年代的今天，那它是完全
有资格同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和北京的《中华读书报》鼎足而立，三分
大陆读书界的天下的。如今，社会读书风气有重温趋热之兆，可是三分天下，
已失一蜀，岂不教我击盘而叹！

但愿书友们从今往后，在冷摊僻肆上经眼这份小报时，再不要以其黄旧
零碎而忽之不藏，则于蜀中“书爱家”们当日的一番苦心经营可谓幸甚！
（1997　年4　月21　日）


我所知见的报纸读书园地

报纸的“读书园地”，这里是指各报专门开辟的“读书版”或“书评版”，
它们大多以传播图书出版新闻、提升社会读书风气为己任，是报社在版面上
为社会读书人口专设的一方书香园地。香港出版家陈不讳先生就曾在《香港
出版业》一书说过：“报纸如果要提高自己格调，增强文化气息，那么，图
书版就是一道桥梁。”在美国，如《纽约时报书评》、《华盛顿邮报》、《芝
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的星期日书评专刊，对书业界和公众久已产
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对书评、书介、书话、书后（读后感）、书序、书跋等各
有关体裁，尚没有严密的文体界定，所以，报纸的“读书版”与“书评版”
之间，往往缺乏严格的分野，更没有产生可与美国报界著名的书评专刊相颉
颃者。倒是90　年代以来，台北《中国时报》主办的对开多版的《开卷专刊》，
异军突起，日益为海内外读书界所注目。至于大陆，认真思考过自己所主持
的“读书版”或“书评版”，与自己所在的报纸及其特定读者群落之间关系
的编者，似乎更少。因此，在此间是听不到如同美国同行之间必须要权衡的
“书也是新闻”（book　are　news）或“书不是新闻”（参《从〈纽约时报书
评〉一百年看英美三份书评刊物》）之类的任何办刊方针的争论的。在香港
《读书人》杂志发表此文的甘阳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笔者一向希望尽早看到中文大报也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星期日书评专
刊。”

萧乾先生早在1935　年的北京，就曾在其《书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的“序论”中指示过读者，要注意一个必须注目的事实——“书评逐
渐侵入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