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极有力量的工具与武器，其动力有时强大到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
（唐斯《改变历史的书·新版前记》）

影响书目既是人们为科学地认识和总结图书文献对人类（群体的或个体
的）历史生活进退的客观影响和实际作用而有目的地遴选产生的书目，那么
它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宗旨、恢宏的文化视野、严格的选择性和严谨的批判性。
对于个体主持者而言，则必须要求其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精湛的学术见解
乃至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学术号召力，而团体主持者则要被强调公众的广泛
参与和高度的负责精神，否则将不仅贻笑大方，而且还会贻误世人，使“影
响书目”走向庸俗化。

影响书目是目录学中最具社会影响性和公众号召力的一种书目类型，它
具有若干共性的特点：①回溯性。它必定选材于已经问世，并经过一定的时
间检验过的图书文献；②内涵性。这些图书文献必须具有深厚的知识内涵，
为时人和后人所资凭认同；③特定性。遴选主体应设定严格的取舍标准加以
限定；④作用力度。对被选取的图书文献所曾具有的影响，应作出描述性的
衡定或定量化的排比；⑤轰动性。影响书目一经选出，势必会引起文化学术
界、大众传媒乃至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⑥推荐意义。影响书目一旦向社会
发布后，将对公众的阅读取向产生强大的推荐作用，强化其接受意向。

试以唐斯《改变历史的书》为例，来印证上述“影响书目”的共性原则。
唐斯在文艺复兴至20　世纪中叶之间产生的浩翰的西方图书中，选取了16　本
书。书目作者认为，它们属于“改变世界的16　本书”，旨在“经由若干具体
的例证，来说明书籍所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为了在浩瀚无边的书海中，
觅寻那些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　世纪中叶对人类历史、经济、文化、政治和科
学的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广泛影响的书籍”（缨军译《影响世界历
史的16　本书·前言》）。该书目分为“人类史”和“科学史”两个部分，分


别为10　种和6　种，于1956　年首先由美国纽约新美国图书馆公司出版。书中
以每本书为一个知识单元，用1　万余字的篇幅来介绍入选图书的作者概况、
著述经过、内容梗概、社会反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改变历史的书》具
有如下特点：

（1）入选者的出版年代在1523—1927　年之间；
（2）采选对象仅限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但不选在书海中占有
重要地位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
（3）采选对象是对当时或后世具有永恒启迪意义的名著；
（4）入选书目必须曾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发生过重大而持续的影
响，这些影响确曾导致具体的行动或具体的结果，而可供“测度”，且不限
于某一个国家；
（5）唐斯的《改变历史的书》在初版以后的6　年间，重印达6　次。仅在台
湾出版汉译本的5　年内，累计印次即达22　次，印数达4。4　万册，行销范围甚
广；
（6）唐斯的《改变历史的书》被认为是“一本引人入胜、使人入迷的好书”，
“有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推动人们进行新的追索”（同上），且被广泛译
介和评论报道，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在“影响书目”的遴选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精髓是对“影响
度”的评估——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历代图书文献对人类历史的内涵意
义，才有可能科学客观地测定其书的“影响度”，进而排选出令人信服的“影
响书目”。

根据迄今为止以个人的学识才华遴选“影响书目”最多的图书馆学家唐
斯博士的经验，那么对于“内涵性”的认定，可以从其著作来分析：“有时
把人类思想转入新的航道，。。甚至创造出新的科学或新颖的观点，有时是
重新唤醒人们对史实和传统的赏识；有时是投读者的情感和偏见之所好；有
时是推翻思想和体制上的固执信仰”，简言之，这些作者在其著述中，往往
“展示了新的革命观念或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在把握了图书文献的内涵以
后，又如何来评估其“影响度”呢？唐斯认为：

测度一本书的影响力，有一条相当可靠的索引可循，那便是那本书问世当时社会上
对它的反应——包括赞成与反对意见的强度。如果一本书曾激起强烈的反对，同时又有另
一些人极力支持那本书中的观点，那本书便极有可能曾经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官方
的检查扣禁或其他方面的压制，也可以说明它所受到的待遇。这一类资料，可以由当时的
报章杂志、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历史家的记述以及各种传记文字中得到。更要紧的测验，
是那书中的理论、计划或观念，是否确曾赢得了社会的接受，是否曾跨越国界而获得国际
间的重视，是否曾被翻译为外国文字，是否曾因而招致了弟子门人、模仿者以及抱持敌对
意见的人引起论战。还要看那本书的内容最后是否的确已深入人心，影响了国族命运和人
类前途。

还有一种奇怪的方式，藉了创造某些形容词或名词，来形容得自某一作者的某一些
特殊的观念或思想模式。西方人常常说的“马基维利式的”、“哥白尼式的”、“达尔文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其中都包含了一套观念；而这些专有的形容，有时是
褒扬赞美，有时是贬抑谴斥。由于这些人物的言行已经为大家所熟知，所以只要一提起来
大家就都了解了。
研讨已有的“影响书目”，我们不难发现，入选图书或文字古奥，或卷

帙浩繁，这些图书绝不能以可读性来衡量。用彭歌的话说来，则是“多非易


读之书”。那么它们何以会深入人心而熟在人口呢？实际上，这是因为这些
著作的深厚内涵，经过了广泛的加工传播所致。在这里，“传播性”大大增
益了原著的“影响度”，从而实现了其广泛的“推荐性”。如彭歌的分析：
“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是经由‘第二手’的知识，得到这些书中观念的概要；
其得来的方法，有的是经过‘通俗化’的书籍介绍，有的是经由一般报章杂
志的阐释，教室里或学术演讲中听到的讲解；在近数十年来，广播、电视和
电影，也大大有助于将这些冷僻艰深的书籍予以普及化的介绍工作。”

影响书目绝不同于为今人所乐道的“畅销书榜”。所谓“畅销书”（bestsellers），是在特定时间内，以书店或书市等图书营销市场上销售纪录为依
据，进行量化统计后公布的行销数量最前列的那些图书。它源出于美国。1895
年2　月，美国《书商》杂志首次以“订数多少的顺序”每月统计，并公布6
本在各书店销路最好的图书排名表，称为“6　本畅销书”。1910　年，美国的
《每月图书》根据对全国各地100　家书店行销情况的调查统计，每期刊登一
个“畅销书排名表”。这种做法随后为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所率先接受，
并逐渐风靡全球。畅销书目或畅销书排行榜的统计与排名，多以达到某一最
低销售量为标准，按其行销数量的多寡为序排列，大多分为“小说类”和“非
小说类”，品种数量常以10　种为限，称为“十大畅销书”，现在亦多有不受
此限的。这其中，尤以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最负盛名。

“影响书目”与“畅销书排行榜”，虽然同样具有对图书文献的选择性
和排比性，但两者的本质依据却是极不相同的。前者关注的是一种图书或文
献的内涵性及其“影响度”，而后者依据的却只是“销售量”。如美国曾排
列出的近80　年来“10　本最畅销书”，即是销售超过一千万本的《袖珍育婴
常识》等10　本书。作为一种最典型的比较，美国《华盛顿邮报书评》曾公布
有“美国80　年代十大畅销书”（《中国读书大辞典》，第783　页），而台湾
的有识之士则“鉴于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10　年，为了对
这10　年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经过反复的斟酌、评价和筛选”，乃
选定了“33　本影响并改变80　年代中国进程的图书”，编成了“80　年代改变
中国的33　本书”（寒士主编，台湾淑馨出版公司出版），那么前者即是典型
的“畅销书榜”，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

影响书目也不同于“推荐书目”。所谓“推荐书目”，是人们以特定读
者对象或特定目的为依据，就某一专门问题而选编出来的图书文献目录。亦
称为导读书目、选读书目、必读书目、举要书目等。它不仅要指示特定的人
群读哪些书，以及阅读的次序层次，还要具体指导如何读法。推荐书目在我
国起源很早。敦煌遗书中发现有一个在唐末广泛流传于当时城乡士民中的小
类书《杂钞》，载有一个包括21　目、共25　部书的书目，已被视为迄今发现
的最早的一个推荐性的书目。而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王燕均先生依据
梁启超、胡适、汪辟疆、蔡尚思、屈万里五位国学大师所推荐的“国学书目”，
综合筛选而成的“国学名著首要必读书10　种”、“国学名著重要必读书50
种”和“国学名著200　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　年以《国学名著200　种》
为名出版），则是一种典范的推荐书目。

影响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内涵性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其“影响度”，而
推荐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的内涵性的基础上，突出的是“针对性”。如同以
青少年为读者对象，《名家为你选好书——四十八位现代作家对青少年的献
礼》（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一书，聘请台湾作家学者48　人，结合自己的读


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侧重在选出并推介最有益于青少年读者的好书；而《开
卷有益——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则聘请大
陆的作家和学者31　人，同样是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但侧重在选
出并自述最使自己得益的好书，以及对自己发生过的有益的影响。这样，前
者便是典型的“推荐书目”，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如果再借
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先生在他列举影响其个人的书目
时所表述的意见，那么就是：“我书目中所列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著作，而只
是那些对我个人产生过强烈影响的书。它们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毫无作用。”

作为一种诞生不足百年，但已为海内外知识界广泛欢迎和普遍瞩目的书
目类型，“影响书目”有其特殊的目录学价值和文化魅力，甚至连著名的美
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德勒博士（1902—）都曾主持过编纂《影响西方的伟大
书籍》这样的文化工程。可以预见，在这20　世纪最后10　年中，随着书籍文
明的进一步昌盛、文化学术的愈加发达，影响书目这一新的书目类型将获得
长足的发展。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影响书目”的遴选工作，还少有书评家、
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更不必说知名学者和重要学术社团的热情参与和广
泛支持了。

实际上，对照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我们不仅应
当通过声势浩大的公众票选和专家推举，遴选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