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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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丹白露的科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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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逝世于1875年，画《明月记忆》的半年多后。他死于胃癌，比巴比松画派的领袖米勒晚走了32天，最后倒在他自己的画室里。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科罗还是一个革命者，他是巴黎公社47名艺术委员会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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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阿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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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阿城住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253号，从厂桥的十字路口往北，一个大杂院里好像是往北一直走到尽头的一间屋子。屋子朝西有门、有窗户，南北都邻着别家；东边临街很高处有一扇小窗，街上有车开过，那堵墙好像会整个跟着颤抖。屋里光线很暗，除了西晒阳光占据的时候，好像都要开灯。
阿城因1984年在《上海文学》发表《棋王》而广为人知，其实之前他在文坛已混过十来年，上世纪70年代就参与了《今天》活动，然后在画画圈子里又是“星星”画派成员。他的《棋王》原是《北京文学》的退稿，那时候文学刊物禁忌还比较多，退稿原因是此稿写了知青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时北京有一个文学圈子，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请他鉴定，像认真假文物一样，由他再推荐给各等编辑。李陀因此也就有了“陀爷”的称呼。《棋王》就是经过李陀、郑万隆而输送给了当时《上海文学》的杨小敏，王蒙曾为这稿子没被《人民文学》抓住而嗟叹不已。而实际上，当时发表的《棋王》也是把结尾删改过的，删掉了王一生最后甘愿放弃到省城棋队，自愿留在地区，因为他认为，“吃好了比什么都强”。这种灰调子当时被认为有倾向问题。
我1984年认识阿城的时候是冬天，第一次找到他家是晚上，大杂院很黑，挨家挨户问，好不容易找到那间小屋。屋里吊着白纸糊的灯罩里一盏昏黄的灯，阿城坐在暗黑处，中式棉袄，头发很长。屋里用《棋王》所用描写，实在是“乱得不能再乱”，地上到处是陶罐，挂着的都是陕西民间工艺。那时手绣的鞋底、泥塑狮子都是上档次的东西。屋里挂着一幅中堂，上书三个大字“法无法”，然后是郑板桥的条幅“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1984年阿城边写小说，边还在自己办一个公司。那时候是个人都要办个公司，大家流传的说法是，天上掉块石头，砸死的肯定是个皮包公司经理。他公司的狐朋狗友每晚11点之后都要到他家里聚会，然后他自称散伙后才可坐下写东西，等街上有人声时再打着哈欠睡觉。那时候没有呼机、手机，一般情况下找他不是晚上公司聚会之时，就得早上9点他起床之前。我每每早上骑车到他那里，总见他头钻在被窝里蜷缩着，从被窝里传出的声音总是：“讨债的又来了？”1984年阿城好像是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几番武艺一起都抡。他最好的朋友是贵州的尹光中与南京的朱新建，与尹切磋的是烧土陶，他好像自己建了一个窑，做傩戏面具那样的东西，高行健后来排《野人》就是他们设计的舞美。尹光中的烧陶粗犷地夸张变形，讲究一种原始的力度。与朱新建，则是切磋春宫画里的文人气。朱新建的画，现在说法是追求艳俗，画的女人往往头大脚小戴红肚兜，一副慵懒姿态。阿城津津乐道的就是从俗人俗事中来寻找“真味道”，而俗事中最饶有趣味者自然是对女人的把玩。当时他以玉来比喻女人——温婉、含蓄、缠绵，更是千回百转。
阿城当时的反应极其敏锐，是个聪明至极之人。王朔在后来曾经写文章说，北京这个地方每几十年就有一个人成精，这些年养成的精就是阿城。1984年时我对阿城的佩服是他从摄影、绘画、音乐、笔记小说到吃喝玩乐的各等技艺，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从意大利歌剧到京剧、京韵大鼓；从八大山人、石涛再到卡拉斯、小彩舞，几乎样样都有积累都能说出名堂。上世纪80年代北京文化圈，大家时间还有富裕，聚在一起天南海北闲侃的机会还比较多。阿城在《棋王》发表之后，总是每档侃席中的主角。他的好处是说起什么都不动声色，等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还是不动声色地问，“有那么好笑吗？”我读马立诚后来的一篇文章，说有人称他在北京听阿城侃了十年，没一夜说的内容是重复的。这显然有些夸张，但阿城读书之广及读后咀嚼积累下来的东西，也确实非一般人能比。
1984年的阿城也许因为睡眠不足也抽烟过多，总是面有菜色的样子。早上屋里案上经常遗留着晚上剩下的熟食与啤酒瓶，那时阿城在家里吃得最多的就是面条。他告诉我，他家里门从来不上锁，朋友们来了，他即使不在也自由进出，尽兴而来尽兴而去。我比较深的记忆是，门开着，屋里空无一人，过一会儿阿城推门进来，手里就托着一斤面条。据他自己说，因为没锁门，他家里曾被贼偷得“一塌糊涂”，他笑说贼偷走了夹在《金瓶梅》里的存折却没拿走《金瓶梅》。
现在想想，那时候阿城的成功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反其道而行之”、“九九归一”的重要性。他说《棋王》的成功只不过别人都在“化腐朽为神奇”而他在“化神奇为腐朽”，大家都用功于“神奇”时他反过来找出了“腐朽”。他入迷的是表现“无相者于相而离象”，那时候《五灯会元》已经成为圈里谈论的时髦，但多数人还不理解“法无法”的真正含义。
1984年我与阿城的密切交往好像延续了半年多，他给了我《孩子王》，然后又给了我《遍地风流》的最早三篇。他原来计划写八个王，把云南插队故事集成一个集子，书名就叫《王八集》。但《棋王》、《孩子王》之后只写成了《树王》、《车王》，而且后两篇的质量远不能与前两篇相比。《遍地风流》原计划写一百篇，写尽普通平凡人生中的风流，但最后写成的只有十多篇。到1985年下半年，他开始被滕文骥、谢晋拉去写剧本，以他自己的说法，“因为写小说挣钱太辛苦”。他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的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想起来，作家离开文学而到影视中去挣钱是由他始，而他当时认为，“大至中国，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要吃饱，再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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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阿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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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刊载于1985年二月号的《人民文学》，从它开始了1985年《人民文学》关于小说表现形态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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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夜航与圣埃克絮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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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买了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圣埃克絮佩里的传记，作者为英国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实在的读过非常失望。尽管这位“名记”韦伯斯特带着对圣埃克絮佩里的情感“遍访他的亲友”，材料非常丰富，文字也有味道，但引子中对1944年7月31日圣埃克絮佩里最后飞行的文学化推测就倒人胃口。他先把圣埃克絮佩里在人们心里带有某种诗意的失踪定格为坠海，进而又把“圣埃克絮佩里若不是沉醉在乡愁之中，或许还能躲过一劫”的愚蠢判断引向他“有可能偏离航道去看看三个地方”——母亲的屋子、父亲遗体待过的城堡及他与妻子度过田园生活的城堡。也是，只有毫无创造力的人才有耐心去收集别人的轶事与叙述别人的传记，所以每读一本就失望一本。
在这本平庸的传记里，还是把《小王子》的写作与圣埃克絮佩里与妻子的情感纠葛联系在一起，于是那花儿就索引为他妻子，小王子表达的是对她的爱怜、对她虚荣的哀叹、爱与爱的疲惫与伤感。联想到前些日子读到圣埃克絮佩里妻子的回忆录《玫瑰的回忆》，她也把自己索引为玫瑰——因为圣埃克絮佩里对她说过，玫瑰就是她。这本回忆录里给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圣埃克絮佩里的求爱方式：他顶着漫天晚霞带着她飞上天兜风，以飞机坠落为要挟强行吻了她——他以自己的意志压迫着别人的意志。而我想，如果这作品真是为了对情感的慰藉，圣埃克絮佩里就不会在那样的心灵深处召唤我们。
我读到的《小王子》是《世界文学》1979年第三期肖曼的译文，那时候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刊载了那么多的好作品，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所以后来尽管见到各种《小王子》的版本，我始终只珍藏这本《世界文学》，现在回头再读，语言还是那样简洁、清雅。我以为《小王子》的魅力在写对一个长大了的世界的恐惧。大人们的现实，无论国王、爱自吹自擂的人、酒鬼、商人、电灯人、地理学家，每个人都以荒诞的理由自以为是地生存着。我尤其被其中所震动的是小王子与狐狸关于驯顺的对话——只有驯顺在创造生命之间的联系，它构成着整个世界的秩序，构成着文明。而驯顺使小王子与狐狸都纤弱得令人心碎。
《小王子》写于1942年，距离圣埃克絮佩里1930年写成的《夜航》，相隔12年。
《夜航》在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西利尔·康诺利（CyrilConnolly；1003－1974）推荐的《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此书漓江出版社1988年翻译出版）中，排在30年代推荐的21种作品中的第一，康诺利对这部作品的评介是：“这是最早也是最优秀写行动的小说之一，或者毋宁说是有贵族气质的人道主义者圣埃克絮佩里写作的一首散文诗。”我最早读到这篇作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中篇小说选》的第一卷，译者已无法查找。这套书的编辑者现在想来很有眼光，我记得当时我一共买到六卷，其中收录了很多重要作品。尤其是第一卷中的法国作品，至今印象深刻的除了《夜航》，就是《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只可惜上世纪90年代因为决心脱离文学，这套书在搬家时候被处理了。
现在再寻找《夜航》，找到的是上海译文今年3月刘君强的版本（与《人类的大地》集在一起）。读柳鸣九先生的序，说到经常空中旅行的人读此书，能在机舱中精神升华。我自己在夜间起飞，感到一个城市的灯光都在自己俯视之下；再在枯燥的飞行结束，君临另一个城市上空的时候，都会想到《夜航》里那种美丽的诗意。他描写“飞机像跳水一样潜入夜空”，“荡漾的夜幕承托着五吨重的金属所产生的摇曳”。然后星星一颗一颗地熄灭，“这是一座把它的爱情，或者把它的烦恼关闭起来的房子”，前边是被“月光铺满的航道”。这个中篇里令人难忘的是守护在即将被唤起的飞行员边的妻子与飞行员在风暴中向着星空飞去的描写。在宁静的夜中，他说，“这座已经入睡的城市不会庇护他，当他从城市灯火的尘埃中腾空而起时，灯光似乎对他毫无意义。”而在暴风雨中，他爬升到一个“一切都通明透亮的境地”，“脚下那些云层把它们吸收的雪亮的月光全部发射出来，天空中流动着一种乳白色的亮光，他左右两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