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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有关品质-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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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出手血溅画楼,成为第一大奸大恶之徒。此冤孽引爆就因马夫人一念之仇。次又令他在马夫人操控下以非凡掌力亲手击毙自己的精神支柱。击毙阿朱与击毙天下群雄,意味其实并无二致,只不过阿朱一死,英雄一生情意皆绝,只能悲凉一世。所以温瑞安要说这连环中最不可原谅者是这阿朱,“她为情而死,伤透萧峰的心,让他负疚一辈子,实际上是累死了他。”因为“温柔最累英雄”。最后再把他放进民族与个人仇怨作最后抉择——生于契丹养于大宋,既不能帮契丹灭大宋,又不能帮大宋打契丹,当然只能一死而谢天下。以此读法,萧远山、慕容博、玄慈、段正淳都是从怨怨相报到立地超度,为的是衬托主题的再丰富。段正淳是身在红尘之中深为红尘所累,所谓“翠红乡欢娱事过,粉香丛冤孽债多”。寺院道观中“欲静何曾静、欲洁何曾洁”,也就是为进一步铺陈“既造业因便有业果”。
  而我却体会,金庸此书重心本意应该并非玄慈临终所说的“人生于世,有欲有爱,烦恼多苦,解脱为乐”。所以藏经阁老僧带萧远山与慕容博从死到生时所称的“四手互握,内息相应,以阴济阳,以阳化阴,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消于无形”终究并不感人。我由此喜欢以段誉来看萧峰——与萧峰的一身功夫与一世坎坷悲凉相比,段誉不用刻意辛苦,在无量山一脚跌下悬崖,就有了石洞中的“北冥神功”与“凌波微步”,因“莽牯朱蛤”跃入口中就有了御万毒能力,在有意无意间便吸取综合了各方内力,自然就成了“有质无形”的“六脉神剑”。再让鸠摩智掳到姑苏而自然遇到佳人,神功说有便有,不为其所累,又处处占慕容复先机。一切真可谓随缘而来、随缘而到,得来全不费功夫。解读角度这样一变,整个结构就变成机机相逢、机机相续,超凡脱俗的感觉脱颖而出。再想,从周伯通到黄药师,从段誉到杨过、令狐冲再到韦小宝,正是这等人物,才使金庸小说挣脱了所谓“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平庸拯世济难,使陈腐的侠义恩仇与道德教化让位于自由自在在江湖中的游走。我对金庸小说的感动也正在此——情能超越侠——英雄肝胆处处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而特立独行又能超越情,卸下沉重皮囊,要爱便爱要恨便恨,放浪于山水之间,物物而不物于物,一生洒脱快活。如段誉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粉香丛冤孽债多(2)



  金庸先生在篇首释名中说他为这部小说所定篇名,是要写神界众生的尘世欢喜与悲苦。按此立意,还是孽与所累。而实际也可由此延展——所谓佛法守护者,以缘化缘罢。佛语谓“六尘境界为心所缘,故名为缘。由彼所缘,与心作缘,故名缘缘”。缘缘相间,质实淡远,给人更多品味的余地。



《晨祷》《通宵守夜》及其他(1)



  我与诗人杨炼相识于1978年,那时他在中国广播文工团写歌词,是我的作者。他刚开始写充满激情的抒情长诗,受贺敬之类似《西去列车的窗口》那样的影响。后来接近《今天》,他的诗改变成另一种抒情,至今印象深刻的,却只有他当时激动万分的类似《诺日朗》这样的标题。与他记忆最深的,倒是在一起古典音乐发烧的经历。杨炼的古典音乐素养多少受他父亲影响,他父亲当时在天津一所大学当教授,有出国机会能带回一些新磁带。我每每都催促他去天津,录回一些新曲目。那时候音乐资料奇缺,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是我们每周必查的,目的就为提前了解调频立体声有什么好曲目,碰上一个好曲目我们会孜孜以待。那时广播电台音乐资料同样奇缺,有时等待来的录音效果极差,根本无法翻录,杨炼与我在电话里会骂得自己都不堪入耳,随后把这形色之骂作为听众来信寄到电台一泄私愤。
  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进口音像制品展销会时,大家那种期待中的激动。我们在开幕前弄到一本目录,会从头到尾反复商议各自需要承担购买的部分。那时候一月工资几十元,一盒原版磁带最少也要十几元,积攒下来的钱必须花到刀口上。我们拼命寻觅那种能体现形式感的作品,巴托克、梅西安都属最有形式冲击力的,除此还要发现新的重要作曲家。准备了钱还怕买不到,因为一个曲目往往只有一两盘货。所以开幕第一天都会拥挤不堪,不到人群中挤一身臭汗,到下午好的曲目就没有了。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杨炼如获至宝地买到凯奇的一盘集锦与兴德米特的《四种气质》、《音的游戏》,我买到艾夫斯的第一、第二交响曲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
  那时候杨炼最值得骄傲的一盘翻录中噪音不断的磁带是波兰作曲家彭德雷斯基以乐队伴奏的合唱《晨祷》,这是一部需要用90分钟磁带录下来的作品,在低沉庄严神秘的气氛中是层层叠叠的人声,表现东正教那种默念祈祷的博大,充满现代感觉,又有一种孕含着的粗犷与原始之力。此曲是杨炼自音乐学院翻录到的,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一茬茬受这盘磁带影响,后来那种“嘁嘁嘁”、“嚓嚓嚓”在作品中使用的人声效果都来自它的烙印,但相关创作资料却一直找不到。查曲目词典,查到这部作品也叫《乌特伦亚》(Utrenja),作于1969年至1971年,是彭德雷斯基35岁之后,音色实验比较成熟后的作品。这位彭德雷斯基与另一位波兰作曲家柳多斯拉夫斯基,在现代音乐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晨祷》分为“基督的埋葬”与“基督的复活”两部分。有关仪式我后来在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一书中读到,一般信徒们会在午夜前聚集到白雪覆盖的教堂,向基督告别。午夜钟声响过,祭坛大门打开,司祭们会带着信徒举着蜡烛走出教堂,一片烛光围绕关闭的教堂游行。“此时教堂就像石头封住的灵柩,要天使来搬开石头。”等到教堂大门重新在金色的灯光下打开,信徒们便目睹了基督的复活,赞美诗构成的晨祷由此从每一个信徒中升起,在彼此的复活传递中赋予彼此的复活之吻。彭德雷斯基对现代音乐的贡献是其“密集音簇”理论,他在乐队作品中以各种声音的效果,比如锯木声、震动纸张的瑟瑟声作试验,而合唱中的宏大效果恰恰是他要求歌唱者同时迅速唱出许多辅音,使各种人声效果组成各种音色交错。主音与辅音交替,就混沌成一片。
  夸张地说,我们是通过这部作品,获得了人声是最丰富乐器的启蒙,由此便四处寻找彭德雷斯基的作品。先是找到他的《广岛受难者挽歌》,听完后却非常失望。它为52件弦乐器而作,只听得各种提琴弓弦表现的交错,却没有意象中紧绷着的那种冲击力。后来又在芝加哥找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波兰安魂曲》,急迫地听过后也是怎么也找不到被庄严与宏大感动的那种感觉。《晨祷》于是成了一种情结,为了找到它的CD,我找到专门出版彭德雷斯基作品的德国Wergo唱片公司老板,他告诉我,这个曲目你一定很难找到,但我一定帮你找到。过一段时间,他给我寄来了一个波兰唱片公司发行的版本,是华沙爱乐乐团与合唱团1973年的录音,我对比原来那盘磁带,估计它们就是同一个录音,全世界可能也就是这一个录音。
  从这部《晨祷》,我喜欢上了东正教音乐中那种神秘的不可知性,与那种能将你的精神引领得很远的沉思默想。我所喜欢的第二部作品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通宵守夜》,也就是《晚祷》。相对《晨祷》,这部作品用的是无伴奏合唱形式,给我一种质朴表达沉思默想的感动,与《晨祷》恰恰构成了音乐表现的两极。最早见到这个曲目是在首都图书馆的音像资料室,听过后感到一种烛光照着的明净,在沉缓、宁静的演唱中同样有一种像岩石一样的力在那里涌动。我喜欢《通宵守夜》的那种意境——在我的感受中,神性与人性都在这个温暖而又透明的夜中,通过这样一种祈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着庄严的人神之光。于是又开始对这个曲目及其资料的寻找。这部作品作于1915年,时拉赫玛尼诺夫已经40多岁,是他的忧郁气质与俄罗斯宗教氛围结合的产物。它是拉赫玛尼诺夫1917年离开俄国前的最重要作品,也是他创作顶峰期精神得以提升的象征,所以也是他最好的作品。



《晨祷》《通宵守夜》及其他(2)



  有意思的是,在我发掘到这部作品不到一年后,杭州作家李杭育因为要写《唱片经典》,到北京一帮朋友家里搜罗唱片封套,在《读书》杂志编辑吴彬家里居然见到了这张前苏联旋律公司发行的唱片。李杭育当时就让吴彬的先生冯统一割爱,我也就只能轮到托吴彬翻录一盘磁带。而此曲长达一个多小时,一小时的磁带最后正好缺一个结尾。
  等见到这个曲目的CD已经是1997年,Philips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圣彼得堡室内合唱团演唱的这张CD录音非常优秀,音色更为温暖。但不知怎么,我仍怀念那个相对录音要粗糙的老版本。后来我终于见到BMG公司重制的前苏联旋律公司集为五张一套的俄罗斯宗教音乐专集,其中还有拉赫玛尼诺夫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和一般爱乐者不熟悉的柴科夫斯基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而另有两张CD收集的俄罗斯早期的圣歌与受难曲似乎更有震撼力。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老版本(1)



  我珍藏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漓江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施咸荣翻译的第一版,当时定价0。83元。后来查资料,其实作家出版社1963年就以黄皮书内部资料方式出版过这本书,译者也是施咸荣。我没有见到这个版本,也奇怪施先生在正式出版时,为什么在前言中只字不提“文革”前的翻译。“文革”前的黄皮书现在应该都是珍贵的收藏,我在“文革”后读到记忆最深刻的是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亚》和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在路上》是施咸荣与黄雨石共同翻译的。我读到“文革”前这批黄皮书是1977年至1978年间,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当见习编辑,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住在美术馆后大佛寺,张天翼先生院子的东侧房,冬天烧火炉子。我在浓重的煤烟味中进出这院子还书借书,贪婪地羡慕涂先生家里四处拥挤在一起的那些纸张因渗透过多岁月而变黄的旧书。我当初最喜欢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和《在路上》,涂先生当初在借我这批黄皮书时,不记得曾提及过《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一直有点奇怪的是,这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最终为什么不是上海译文而是由漓江出版?从1980年始,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编选者以袁可嘉为首,分各种流派译介外国现代作品。这是一套对上世纪80年代影响极大的书,我注意到第一、第二册译者中都没有施咸荣,也没有塞林格。到了1984年出版的第三册才在“垮了的一代”中选了他与黄雨石翻译的《在路上》选段、在“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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