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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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它的美丽容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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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家的说法，衡量一个乐团的水准是看其极强和极弱的表现能力。这一次伦敦交响乐团与当年西诺波里率领德累斯顿乐团的共同之处，都在极弱中的优秀表现能力。极弱是生命最纤细中最丰满质地的表现，以我的感受，古典音乐中最易产生共鸣的就在这纤细细腻之处，它触动你的情感之门，使你的情感因此敏锐而丰富，你因此只会伤感得为它情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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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的文化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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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盈公司与友谊出版公司合作，即将推出一套“食物公社”丛书。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用两年时间写成过一本只有17万字的《考吃》，所以对这套选题有特殊的兴趣。当初做《考吃》的想法是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里萌生的，在美国泡在中文图书之中闲得无聊，突然觉得中国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之中。只要从油盐酱醋开始，搞清源流，每一细部都可以是一部文明发展史。而在实际考吃的过程中，又感觉到每一细部都是一部东西、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因为一切都是多重文化融合的结果。再看看我们目前的文化成果——洋洋洒洒宏观的总结日积月累，已经成为我们越来越沉重的文化负担，但我们对各种细部的了解又是那样有限。苛刻一点说，我们对文明史的了解，除现成的概念外，又提供了多少真正微观扎实的基础呢？比如“食物公社”首批推出的五种（土豆、番茄、大豆、辣椒、大蒜）中看起来渺小而又庸俗的大蒜？
《大蒜：平凡鳞茎中的魔力》是一个美国大蒜爱好者写成的一本对大蒜寄托了深情厚意的书，它缺少我所希望的文化容量，但毕竟有通过一个个细部来研究文化传播的愿望，能以研究大蒜的历史开头——尽管所有判断都是不确定的。我从此书中获得的兴趣是——我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大蒜的问题弄清楚。按照我的粗浅历史知识，大蒜应该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所以也叫“胡蒜”。而在张骞带回“胡蒜”之前，我们本土应该就有“小蒜”。那么“小蒜”与“胡蒜”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又为什么称它为“蒜”？我为此专门跑了一趟琉璃厂，最后一无所获。每次找书得出的感慨都是：现在有那么多书，可真正有知识含量、有用有趣的书又是那么少，信息时代繁衍的是那么多的糟粕。一个美籍学者谢弗曾做成一本《唐代的外来文明》，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此书出版时，书上居然连作者的原名都找不到），虽然不全面与深入，但看看后面的引文资料，也足够让我们善于投机取巧的中国文化人汗颜。
现成资料找不到，只能回家从藏书中一点一滴寻觅。查《太平御览》——《说文》：“蒜，菜之美者，云梦之荤菜。”古人曾泛指江北为云、江南为梦，而《汉书·地理志》中特指云梦在南郡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这里的云梦显然是泛指。《正部》：“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潘尼《钓赋》：“西戎之蒜，南夷之姜。”《诗经·小雅·出车》中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之句，《史记·匈奴列传》中记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但这里肯定也是泛指西北戎族。再查《本草纲目》，李时珍是把蒜分成蒜与葫，蒜为小蒜，本土而生；葫才是大蒜，是张骞从西域带回。小蒜根茎小、瓣少而辣；大蒜根茎大、瓣多而甘。按他的说法，小蒜是本土野生，为什么叫“蒜”是像蒜根之形，它往往两株并生。而《大戴礼记·夏小正》中有“十二月纳卵蒜，卵蒜者何？本如卵者也”。小蒜在古人俗称又叫“卵子”，也就是指蒜的形状。为什么叫“蒜”？按李时珍的说法，从算而谐音，也就是指“卵子”的数。《大戴礼记》是西汉戴德编定，看来至少先秦古人已经开始腊月藏蒜。八月种蒜，春食苗，夏初食苔，五月食根，秋月收种。腊月不是收蒜时节，那么是不是泡蒜呢？不得而知。
张骞是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12年所经之地为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康居（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多为穆斯林集居之地。从宋人罗愿的《尔雅翼》中读到“胡人以大蒜涂体，爱其芳气，又以护寒”。这种涂体的记载也是无从考，但调鼎之用很可能一开始就与牛羊肉烹饪联系在一起，“置臭肉中能掩其臭”。大蒜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性最荤者”，荤辛“辛臭昏神伐性”——佛家五荤是大蒜、小蒜、兴渠、慈葱、葱，兴渠是出自天竺带臭气的阿魏，葱就是韭的一种。道家五荤是韭、薤、蒜、芸薹、胡荽。薤是头，芸薹是油菜，胡荽是芫荽也就是香菜。为什么这蒜最荤呢？古人医书中说法，它“属火，性热，善化肉”，引申就是“辛熏之物，生食增恚，熟食发淫”。恚是怒，显然是乱性之物，所以要说它“伤人忘性”、“有损性灵”。
大蒜能杀腥膻虫鱼之毒，所以调鼎之用不仅是为去腥膻，还为去邪毒。但是查先秦的烹饪史料，在烹肉去腥膻调料之中有葱、姜、芥、韭、薤，就是没有蒜。可见蒜的使用还是在汉以后。张骞引进大蒜后用于调鼎的记载，我见到的是《齐民要术》，那已经是北魏了。《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中记“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旁有买饼家，蒜齑大酢，从耳三升饮之，病当自去”。结果吐出一条蛇来，病也好了。华佗死于公元208年，距张骞带回大蒜三百多年，实际在小铺捣蒜泥食饼已经普及。吃饼而食蒜，我怀疑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食俗。
大蒜列入五荤倒是不足奇，古人认为味重发热之物都易乱性。因为发热，嵇康在他的《养生论》中说，“荤辛害目”，后人因此说蒜能使人视觉模糊，“装蒜”一词由此而来——装糊涂。但辛能散气，热能助火，所有东西都是相辅相成，医家从消谷、理胃的角度，又觉得它“入太阴阳明，通五脏达诸窍”，邪邪得正，所以又“多食不利目，多食则明”，而且“久食令人血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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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的文化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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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调鼎的好处，从西域到中原，被解释成中国文化中的物物相克又物物相融——味味相重不仅更为鲜美而且荤气也在相克相融中减为柔和，如鱼羊为鲜一样的道理。蒜之味重而刺激他物原味，与他物本味相克相融而产生更丰富味觉。其保健功能，一是杀菌，二是去寒湿，以至成为辟邪的象征。对大蒜的赞扬，我见到最肉麻的是元人王桢，他说蒜“味久而不变，可以资生，可以致远，化臭腐为神奇，调鼎俎，代醯酱，携之旅程，则炎风瘴雨不能加，食腊毒不能害，夏月食之解暑气，北方食肉面尤不可无，乃食经之上品，日用之多助者”。他是山东人，以至现在山东人对大蒜的钟情远胜于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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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欢的疑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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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刘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没见费力拉什么赞助，也没像有些歌手那样刻意做什么推广，票就一下子热销售空。于是大家都在议论：他凭什么就有这样蓬勃的人气——好像是只要他要，就一切都有了——余隆亲自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作伴奏，三宝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帮他做效果，歌手们是有求都应。一切都像去年他那张专辑——那时候，也像是别人要推着他做这张唱片，尽管唱的都是老歌，大家熟悉的那些影视歌曲一首没有，但唱片好像一出来市场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说法——好像他成了某种象征。他的拥护者好像也不能以年龄层来划分，与周围朋友请教，大家几乎一致承认他的歌“还是好听”，究竟喜欢什么，又说不清楚。
我注意到刘欢是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之后，那时候他已经唱红了好几首歌，但之前却并没能拨动我的神经。注意到他是因为那首片头曲，给我一种极舒展的明亮感觉，因为这感觉，才激起我喜欢姜文在其中的放肆表演。刘欢最初吸引我的还不是他那种与众不同的音色，而是那种拼命也要唱出雄浑的劲头，好像把全身的力都绷成了一张眼看要折断的弓，这全心全意绷着的力也就给人一种非凡的感染力。再注意电视转播中他出场的音乐会，刚开始怎么也觉得他有些声嘶力竭。这声嘶力竭本来是一种拙，但淋漓尽致到真情真意，也就容易触动敏感的情感末梢。再加上这用足了的力把声音拉细成绵绵的柔肠百转，于是就觉得他的歌好像不是那种简单能消化的流行，产生一点喜欢，也产生一点疑问。1993年我们正筹办《爱乐》，李南告诉我，这家伙首先是个古典音乐迷，家里的唱片都是古典音乐，于是对他进一步有好印象，也算是对他的疑问有了第一个答案——深信他的声音来自古典音乐的基础。因为知道他也是个古典音乐迷，自然感到与他有了相近之气。《爱乐》创刊后我们送刊给他，曾想与他有一个对话。后来时间错过，也就作罢。我们所住地方其实也就相隔了一个楼，之后在路上时时与他相遇，见他时时手里托一斤切面，有时还有黄瓜，只拿两根；不需墨镜，见到所有人都是点头报以微笑。想他中午也就是面条加黄瓜，一般的知识分子味道。到楼下理发店理发，小工大工经常说他刚去刚走，也就多几分亲切。在小区里平日见开车的都是他太太，一辆陈旧的“本田”。在停车场，晚上也能碰到他们一家回来停车，在月光下很亲昵地窃窃私语，很亲昵地笑，感觉他们过着平静的日常生活。于是也听说刘欢是个生活在现实之中，又将情感看得很重的人。以我的见识，太太、孩子、家庭都属情感基础，基础缺少情感浓度，他处的情感也一定很稀薄。
由此想到刘欢歌的好处，一是好像什么歌到了他手里，就被加重了情感浓度，而且变成他自己的情感倾诉。大约是他的身体质量在演唱中加重了歌的质量，所以相对那些依靠麦克风轻声曼语、柔顺光滑的演唱，他的歌大都有比较大的幅度，在情感渲染上有较宽的发散力。他又是一个不仅有情感又有激情的人，一点不给自己的声音基础留余地，每一首歌不由自主就都会唱成对自己声音高度的挑战，所以经常在演唱中有“唱背过去”的传闻，由此曾成为被人嘲讽的对象。“唱背过去”意味着音量超过了他的身体质量，在这个人人都准确丈量自己的越来越实际的时代，他的激情“糜烂”也可以成为崇尚节制的人们的批判对象。但激情总是已经丧失激情者的怀恋对象，这种激情也恰恰能使他的声音有了一种金属一样的感觉。
其实在周围歌手中，刘欢的声音条件本来并不突出，他不是“高音之王”，音域比他宽的人也有的是。但他恰恰又能每唱一首歌都能唱出味道。我感觉，他的演唱其实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能超越一般歌手之处，是他在意识到人声是最丰富的乐器之后，能有意识地在每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