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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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精神家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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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就像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所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那段时间，他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后痛感的是关于乌托邦对人的影响，他认为乌托邦的罪行是一个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与破坏了别人的鲜活思想。由此他进一步对话语制造者产生同样的反感，同时又困惑于自己也已经成了话语制造者。王小波曾经自得于自己可以以沉默来面对社会，做沉默的大多数。当他无法再沉默，必须用话语来面对这个社会，又进而自己也成为面对社会与大众的话语制造者时，他被自己无法超越的困惑控制了。
1996年底，实际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极限的空虚之中。当一切都被追问与反问之后，他无法再超越他叙述的层面。他的文字越来越枯燥，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脱这样的叙述方式：
我年轻时候插过队；
大圣贤罗素说过；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对科学更感兴趣。
他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研究理论的坯子。而另一方面，又是越来越紧地包围着他的那些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趣像病菌一样到处弥散。他绝望地写道：“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幽默。但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对人来说，刀山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其实，那种参差多态，那种精神的飞扬只在小说里才能自娱自乐地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节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说，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他说，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1997年第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第64页原来“晚生闲谈”的位置上换上了“声音”。因为年底王小波发给我的稿子是一篇长长的《茫茫黑夜漫游》，他让我分几期连载来应付，但我觉得它有悖专栏原来的样子。王小波的精神好像已经离我们而去。在此文中王小波引用了塞利纳同名小说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这篇文章后来经我删改，变成四千来字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三期。之后王小波又连续寄来四篇稿子，但这四篇稿子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时候已经成了遗作。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种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实他死后，这种自由也是没有的。在葬礼上，大家踏着平庸的《葬礼进行曲》的调子向他送行，什么样的音乐能承载一颗渴求自由的心灵呢？追思会上，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框式来对他的价值进行评定。大家都痛惜一颗自由心灵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无一不是对自由心灵的亵渎。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生活圆桌”发表了杜比写的《对王小波的哀思》。杜比是深深喜欢王小波的一代人的代表，文中结尾写到：“生活是脆弱的，其中的乐趣并不多。现在，有个人不提供这种乐趣了，他死了。”而王小波给他的乐趣，其实也不过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的辛酸幽默，而那个时代对他们是那么陌生，他们离那个时代是那么遥远。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寻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后一页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现在大家都在商业化，能严肃、自由地讨论人文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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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推动者张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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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7日在威尼斯，张欣终于面对云集到第八届建筑双年展的全世界建筑大师，与西萨、伊田丰雄站在一起，获得“个人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这个奖给了张欣个人。从1999年开始筹划，设计到施工历时两年多、投资一亿多元人民币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由此受到全世界建筑师的瞩目，张欣的名字也由此写进二十一世纪建筑史的开篇。25年前她初中毕业从大陆随母亲到香港，到狭小的电器作坊打工。17年前她到牛津开始读书的时候，身上只有在香港五年打工积攒下的3000英镑。她用九年时间从牛津秘书学校到布拉登念一年高中后进萨塞斯大学、剑桥大学，从巴菱到高盛。八年前她与潘石屹结婚，六年前才开始关于建筑的启蒙。六年时间，她熟悉了全世界各流派的设计大师，又很快以她那种不屑一切权威的态度鄙视了所有对大师的重复。9月8日，得奖之后在威尼斯，谈到本届双年展，张欣坦陈的看法是她的失望：“Next，我原以为一定可以看到许多有冲击力的东西，但从头到尾都是大师。所有大师的观念我都看过了，看过的东西就都是重复。这是未来吗？”张欣认为，未来应该体现建筑与社会之间新的关系，她认为，“比起社会，建筑真是太小了。”
瞧这两口子
“长城脚下的公社”的最初构想诞生于20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张欣意识到一个优秀建筑来自一个出类拔萃的观念，则诞生于1998年；体会到一个出类拔萃的观念首先来源于商业判断，则始于1996年至1997年。1994年，当大家都在仰慕坐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每周从香港飞往纽约再从纽约飞往伦敦的美国商务方式的时候，张欣抛弃华尔街，选择了当时还在万通、在宁夏荒漠一个贫苦人家长大的潘石屹。她与潘石屹从相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婚后一年，潘石屹离开万通，她立即从高盛公司辞职。这对夫妇并不一开始就是黄金搭档，公司刚开始成立，潘石屹期望的是张欣的资本运作能力；而张欣的兴趣却在要用她在剑桥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来改造一个中国化的公司。这种立场分歧构成了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商人潘石屹与一个受到最高等名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张欣长达两年的情感冲突。1997年10月，这两人曾面临过一次情感危机——潘石屹期望她做了整整两年的新加坡国家投资因为金融危机而流产，潘石屹不再相信华尔街的资本运作方式，两人于是在彻底吵翻之后准备分手。张欣后来在向我叙述这个她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时说，“分手后他去日本参禅，我去欧洲会我的朋友，我们都觉得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后来有一天早上，住在英国乡下一个朋友很大的庄园里，早起我有个习惯在树林里走。走着走着，早晨的太阳从树缝隙里照下来，我突然感到我必须回国。我当时感到，现在不回国，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我不能轻易放弃这件事。”回国后，张欣告诉潘石屹：她决定下岗，她主动提出，她与他要有一个孩子。张欣说，“这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理智的决定，作这个决定时我完全是死命推了自己一把。我意识到，要和潘石屹在一起就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如果改变不了就必须人为地去改变。”
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中国商人潘石屹战胜了一个剑桥知识分子张欣？我不愿意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我觉得潘石屹在商业上“闭着眼睛去闻”的那种睿智，肯定使张欣感悟到那种商业判断对她的重要性。而潘石屹也立即感悟到张欣对于他的真正意义——张欣对空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正好构成了他的商业观念后的所有细部内容，而这些细部从商业角度又能上升为观念。这两口子由此才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用潘石屹的话说，“就像过去耍猴的，先要有人敲锣，我就是那敲锣的。然后有人出来耍猴，这就是张欣，再出来拿着帽子收钱的又是我。”
观念的破译与诞生
张欣在1998年做现代城公寓前，应该说只用眼睛看过建筑，她的原始感觉是作为空间的大与小怎样在一间具体公寓里找到最理想的和谐。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意识——目的只是在有限空间里寻求有效面积的视觉表现空间，最佳方式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方式，放大公共空间的效果，把缩小的私人空间隐蔽起来，并且去除他们中间的连接。张欣是从对空间的原始判断体会材料对于建筑的意义的，刚开始就因为玻璃——在有限空间里扩大视觉效果的惟一办法是玻璃，而当大家都不敢最大限度地使用玻璃的时候，让玻璃替代墙也就成了最出类拔萃的观念。
但张欣对建筑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一步到位的。1998年，现代城公寓动工之后，她和潘石屹开始想在郊区为自己建一个家。这时候她认为她看到的中国最好房子就是苏州园林，于是她专门去了一趟苏州，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想照搬一座到北京。等找一个设计师画了设计图之后在村里遇上了玩前卫艺术的包泡，包泡劈头盖脸就把这个方案评价成重复古人的文化垃圾，而且有钱的地产商马上与没有文化联系起来，这极大地刺激了张欣的自尊心。她在与包泡对骂之后专门去看包泡自己设计的房子，那是靠着一座山与一棵大树，房子一边贴着山一边架在大树上，人进房子没有门，得爬进去，就像个山顶洞人。房子旁边是大石头，下雨时候雨水会流到家里，然后房子下面有一条水渠要把水流出去。这样前卫的房子自然是不能住人的，但看到这样的房子更激发了张欣要真正盖有创意的好房子的欲望。在这种前提下，她认识了张永和。她带着张永和开车到村里，顺着沟走上一块梯田，左边是小溪右边是山。张永和就问她，你想在这个地方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她说我想在房子里感觉不像在房子里，就像站在这里看风景，因为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看风景。没想到张永和想了想就说，你想看风景，那就要搭一把雨伞，刮风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