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队员同时进沙漠去寻找传说中的宫殿。那画面近处是龟裂的土地，远处是波浪般起伏的白色沙丘，白色沙丘的蜃气中是蓝琉璃的宫殿。在凡高的画里，前景的土地同样常常被厚重的色彩所龟裂，凡高当然最喜欢透明的蓝与喷薄而出的黄的对比。
　　在这样的前提下，张承志1987年去德国又去美国，回来后连着写了三篇令我感动的散文。《禁锢的火焰色》记他在这两个国家寻找到凡高24幅作品的狂喜。在我们还没有深入体会凡高的时候，他感受《向日葵》是“类似砍断了头鲜血纵横”、“强烈刺激官能的爆炸般的鲜黄、浓黄、金黄”；感受《阿尔景色》是“深黑的浓重蓝紫”；感受色彩最斑斓的《花原》是“火焰在明媚阳光下的变幻七彩”，“右角小屋是他的宫殿，满开的黄色向日葵是他爱情的信物，浓密深绿的橄榄丛是他的伤疼和强力，左角遥遥的丝柏是他伟大的遗嘱。他是这花原的君王，他掩饰不住泼洒涂抹下了他的高贵品质”。而感受《星夜》是“火焰在这里不仅是笔触和用色，所有色彩在这里绝对自由了”。“黑油彩急速涂抹的丝柏剧烈地蹿冒着黑火焰，压垮一切地宣布着他的伟大遗言，在这浓重的火焰流淌色彩奔腾中，科学的宇宙失败了，神秘的世界开始统治，鲜黄和橙红的火球在滚滚疾行的蓝云中闪烁。”《黑火焰树》记他称为凡高“伟大遗嘱”的丝柏，称它是“寄托神性与残忍美的”“凝固的火焰”，“不屈放纵地螺旋拧扭，全部愤怒与抒情的节奏又被满幅沉重的深蓝锁住”，“对抗的全部力量都强悍地涌动着，但对抗不在今天”。《绿风土》记美国克罗拉多印地安人旧地，与凡高无关。但他描写那里的景色，“骄阳残酷地高悬着，烤得痛苦狰狞的绿血绿膏缓缓融开，印地安人的悬崖石屋在巨大的石缝里静静卧着，空无一人，我感到一种绝望的坚强。”他说，凡高在这里活不到37岁。
　　1987年时，我读到的凡高只是那个美国人斯通那本愚蠢的《渴望生活》，这本演绎的由大量拙劣对话组成的传记中译本在我们中国曾畅销了几十万册，成为大家的可怜启蒙。我是后来直到读到凡高给他弟弟提奥的全部通信，才真正听到了他那些触目惊心的油画的呼吸。其实凡高的触目惊心是在1888年他37岁之后才诞生，他真正令人惊叹的艺术生命其实只有三年。在1888年他到阿尔之前，比如1887年的《树林与草丛》，还是那种纯正而美丽的绿。1888年，他的颜色突然就如爆炸一般，有了明亮到炫目的那种厚积。从《花原》、《海景》到《向日葵》，明亮到极限就成了《播种的人》——麦田上火炉般的天空，刺目的太阳，近景的地真像是在画布上犁出来的。我常想，这一年年底他的精神病发作，可能就因为他的精神难以承受这样的色彩压力。1889年他住进圣雷米精神病院，由此诞生了色彩更为冲突的《丝柏》与《星夜》。他说，“丝柏具有类似埃及方尖碑的线条与比例美，它的绿有崇高的气质，它是阳光中的一块黑斑。”然后就是1890年，在自杀前的两个月，他画了80多幅画，开始反复画被恐怖的深蓝天空压迫的很黄、很亮的麦田。到了《麦田上空的乌鸦》，他把他自己全部投掷在那大片延展、无边无际的金黄色中，他的躯体无法支持那越来越沉重的精神。他无法阻止它离他而去，融化而成《奥维尔风景》里那种凝固。他说，秋天使一切都变得更严峻与宁静。我曾经与张承志讨论过，他认为凡高的情感浓度决定了他所感知到自然的颜色厚度，而这种厚度的累计决定了他会依照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投身那雄浑深厚神圣的母体，在那里把一切世俗变成圣洁。而崇高与圣洁拥抱了他那些颜色，才使它们变得那么高贵。
　　凡高死于1890年7月29日，7月27日他给弟弟提奥写了最后一封信。开枪自杀后他等待着他亲爱的提奥来到他身边，两人整整守候一天后才平静地死去。我最喜欢他最后的——用尽了全身力量的《麦田上空的乌鸦》。


…
张承志与凡高（2）
…


　　在对凡高的伟大崇拜中，张承志用三年时间，到1990年写成了他最重要的《心灵史》。


…
入口与出口（1）
…


　　认识朱德庸是因为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成了他的营销工具。2000年3月，他的《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醋溜CITY》，系列漫画一堆13本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在北京首发。首发新闻发布会在三联韬奋中心，我和余华都被老沈——沈昌文拉去给朱德庸做铺垫。营销后现代出版社安排与朱德庸共进午餐，他选择的是隆福广场当时的自选北京小吃，吃的也就是炒疙瘩、凉皮、驴打滚之类。朱德庸吃得不亦乐乎，说是几天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很响地喝啤酒，嘎嘎地笑。他与余华节奏不一，都有轻微结巴。余华当时恭维说，晚上看你的漫画，笑得肚子都疼。
　　从此成为朋友。朱德庸每到北京，好像只认一个地方，每次都是香格里拉。他想高兴的时候就邀我和余华，好让我们成为与他一起宣泄的对象。香格里拉有个意大利餐厅，菜并不好，可环境不错。他最想从我们嘴里知道的是北京的新“段子”，自己也搜罗一些作为交换。余华喝上啤酒说话声调急促而高昂，于是大家又嘎嘎地笑，不仅惹意大利人白眼，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几次来桌边提醒，朱德庸依然放荡不羁。
　　我原来羡慕朱德庸在生活中好像一切都不被别人领导，一天的时间表不用考虑别人的要求，可以想睡觉时就睡觉，想出门散步买菜时候就出门散步买菜。他说他本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份固定薪水，一天真正的工作其实也就几小时，没有什么压力。但因为感觉上班和上学时的心情一样不开心。
　　早上起来想到还要上班，会有一层一层人在你上面管你。出门本来打个车可以直接上报社，结果宁肯是在马路上走，实际上是尽量要把上班时间往后拖。按说上班也没有人直接约束，但不可能这个新闻想画那个不想画，这单位是别人的，你只要在里面，就不会有自由。他说他是想到了一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进门与出门才决心辞职的——一个人的上半生找入口，下半生找出口；大约花16年辛苦读书，40年时间上班；就像蚂蚁一样，一旦走进去就只有把最精华的时间照着一种规则往前走。人与人之间你骗我我斗你，后边的人要把前面的人拉下来，前边的人又不让后面的人往前跑，实际是出卖自己最应该享受或最应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年龄，为社会为单位为老板做牺牲。等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交给别人，精疲力竭之后，也就该出门了。出门的时候也可能有虚名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有了钱也可能没有。但人人都这样活下去，即使有良知的人也只在一天中的几分钟会反省一下，接下来还会这样活着。
　　我由此而佩服他的智商。朱德庸在一次闲聊中，还有一个精彩观点令我佩服。他说他在台北只有一百多和二百平方米的两处房产，一套自己家用、一套作为工作室。他说那些置豪华房产的朋友实际都是给菲佣买房。“你想想，早上七点多钟就要开车去上班，晚上七点多钟回家。除周末，一周大部分时间这房子都是菲佣在住。我跟他们说，不如你们自己去当菲佣算了。”除房产，朱德庸买的是大众车，他说他不会选择奔驰，原来宝马是专业人士开的，但在台北让一帮痞子把名声搞坏了。他喜欢德国车的稳重，吃饭没有什么讲究，觉得最好的饭还是在家里，也不穿名牌衣服。那我就奇怪，他为什么还要辛苦挣那么多钱？他回答我时自己先笑，他说，“我老婆其实也这么问我。我对小钱，一百两百的现金有感觉，那是实际可以花的。而等到书出版，支票存折对我来说就是数字。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想看电影一个月买几盘录像带，想听音乐一个月买几盘CD，都花不了多少钱。我喜欢走路，喜欢骑自行车，这些都不花钱。所以我太太有时骂我，你还要赚钱吗？赚了钱你根本不会用。但我觉得赚钱是对我画画的肯定，我通过画画有能力挣钱，这就像游戏一样。”
　　朱德庸与我算有缘分，我们相识后他一直给《三联生活周刊》画新作，他说要给周刊最好的作品。但这两年与他见面闲聊的机会越来越少，通电话总是录音，然后他再慢悠悠结结巴巴地回话。他起先想在内地买房，觉得在这边可能过得更舒坦，也不知怎么搞来搞去就在北京搞出一个工作室。然后先是话剧后是电影再是电视剧，从品牌营销角度，他的认知率直线上升，但战线越拉越长，需要应付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给我们的画稿不再是画好一批手稿集中提前寄来，而是变成每周临时从E－mail发送。电话里他不断地说，最近实在太忙。我由此想到，一个人从单位掩门出来，想要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也就又推门进去。别人的单位与自己的单位，本质是一样的。不成功要成功，成功之后扩大再生产还要再成功。虽然自己打工钱挣在自己口袋里，但一部分上税贡献社会，一部分扩大就业也是贡献社会，再一部分作为遗产留给后代。自己消费的部分，在消费中也要不断加上消费成本，算下来，最后所有辛苦都是为辛苦本身。近日与朱德庸就这些问题请教，他说，“我每天看上班族，就像一只只穿着西服的企鹅。再想想，自己其实也一样。我画画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别人承认了我自以为得意，又会更拼命地去画。整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荒谬矛盾。我这样走下去，大家也这样走下去，永远也不会停，所以就那么好玩。”


…
入口与出口（2）
…


　　朱德庸说，迷恋上游戏是一个人最无法抗拒的，无论什么游戏。游戏总以它的循环诱惑你不断游戏，而参与游戏一定以自己迷失作为代价。一切都在游戏过程中，它是最本质的运动，越聪明的人付出的成本越高。


…
竹烟波月（1）
…


　　林斤澜是北京老作家中与汪曾祺关系最近的一位，汪先生扬州人，林先生温州人。林先生与汪先生一样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原被称为“怪味豆”，现在的说法是“有点魔幻”。“文革”前他最有名的小说是《台湾姑娘》，清纯而属当时要批判的小资情调一类。上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小说是《溪鳗》，写开“鱼非鱼”餐馆的一个外号叫“溪鳗”的女人，其中精彩的一段溪鳗勾引镇长，镇长在有月光的桥边碰到她，女人变成“白忽忽的影子”，“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晃起来，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这桥下似有大白鳗扭向下游头，扭到水中央，扭到网里头。”鳗与人化来化去，汪先生后来专门写文章称这是“表现主义”，是林先生写得最好的小说。
　　林先生在1977年写成的《竹》，是我在《人民文学》当见习编辑接触的第一篇小说。这小说以母女的书信体表现过去（革命斗争故事）与现实（“文革”浩劫结果）的交叉。二十多年前刚读的时候，实在被那种竹山中缠绕的意境所折服。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描写“这山谷真像一口尖底铁锅，团团转转，锅沿锅底，严严密密，长满了绿毛——那是竹子。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