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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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学的同行常向他索借。另一位“十佳”童银舫，是慈溪匡堰镇一位办
事员，他长期钟情于地方文化研究，曾参与过7　年编地方志的工作，其所藏
7000　余册书中，地方文献及慈溪人著作即将近一半，这对研究慈溪的历史文
化必将提供珍贵的资料。另外，这次虽未列“十佳”的宁波市珠算协会邱美
清老先生，多年积蓄，专藏古今珠算书籍，数量达300　种之多，这也可说是
独有的藏家。

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数以千百计著名藏书家。藏书家最突出的
贡献，是保存并传下大量的珍贵典籍。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曾把藏
书家分成五类：考证家、校仇家、收藏家、鉴赏家、搜贩家。其实藏书家从
事的不是单一方面的工作，而是关于人类学术文化多方面的工作。宁波是有
长久藏书历史的文化名城，建置于明代、后被誉为“南国书城”的天一阁，
即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卓越代表之一。当然，我们现在一般平民的藏书与过去
藏书家凭籍其所拥有的土地资财购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鼓
励人们多藏书，藏好书，以有助于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提高家庭文化素质，
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课题。

唐朝诗人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
不妨用此二句，以我这次宁波之行的感受，改写为：“旧时天一阁前香，飘
入寻常百姓家”。


《文史》掇忆

《文史》这一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刊物，已经出到30　辑了。近些天来，
我翻阅了一下“文革”前的《文史》卷宗，对那一时期的工作有些感触。苏
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日常繁杂的生活是会把好些事湮没得一点痕迹
也没有的，有时就需要我们作些具体的回顾，这样就能稍微再现当时的情景，
使我们可以稍微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从过去的屐痕中得到一种感情上的
慰藉和认识上的升华。

那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显然经过一定的考虑，把《文史》放
在文学编辑室。当时的室主任是出版界老前辈徐调孚先生，但他手下的一帮
人，也就是那时文学室的业务骨干，大都不过30　上下，除了王国维的儿子王
仲闻先生是六十出头，不过他那时还不算正式职工。《文史》的责任编辑只
一个人，就是沈玉成同志，当时他还没有摘“右派”帽子，正因如此，使一
些害左视眼的人常为之侧目，这也是使我佩服灿然同志的原因之一，——当
然，这也是“文革”中成为他的一条大罪状，即重用“右派”（包括我在内）。
不过说实话，那时我们几个人，包括程毅中同志和王仲闻先生，倒是兴高采
烈的。我们是一个办公室，桌子靠近，玉成是责任编辑，我们几个人帮他出
主意，看稿，写稿，无形中形成一个小小的智囊团。有时调孚先生也从隔壁
房间跑来，他总是站着，站在我们书桌旁，谈得高兴时，就把眼镜拿下来，
气氛十分融洽，似乎左、右的政治界线暂时泯灭了（调孚先生那时已是党员）。

“文革”前办《文史》，最大的困难，也就是经常提心吊胆的，是政治
问题。编这么一个偏重于资料考证的古代文史刊物，会不会被人目为繁琐考
据，被指责为复旧，或被说成遗老遗少。当时的中华从领导到编辑人员，对
此都很敏感，生怕触电。突出表现在《文史》第一辑的“前记”上。

还在筹备期间，灿然同志就曾让赵守俨同志和我分别草拟过“编辑凡
例”，这两份凡例现在还保存在卷宗里。后来正式确定玉成专职从事《文史》
的编辑工作，就叫他起草类似于发刊词的“编后记”（刊出时又改为“前记”）。
玉成起草时也煞费苦心拼凑了几千字，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资料考据
等等。灿然同志可能感到这样不容易说清楚，而且在当时政治气候下，这些
方面说得越多也越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因此就叫玉成删了又删。最后写成千
把字的编后记，分送社外几个编委和社内领导审阅。这篇编后记最关键的是
这一段话：

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我
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乾嘉以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现实
和释事忘义的一面，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
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重视
资料，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

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平温得很的，现在有些报刊上的文
章，类似的意思，而词句比这尖锐的不知有多少。但就是这一段话，几位领
导却表现得高度紧张，现在看看他们的批示，倒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的副总编丁树奇同志索性把这一段整个地勾掉。灿然同志删去“我
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一句话；“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以“这是一种优


良”代替“对于改进我们”六个字，而把“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句删去。
编委冯定和吴晗最宽容，未作改动，吴晗只在“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句，
“细心的”前加“科学的”三字。林涧青也删去“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
以及“重视资料”以下四句。意见提得最多的是编委何其芳同志。他在“我
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
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
效”等句下都打上红杠，并用小字作了批注：“此段值得斟酌的。我们今天
只是‘提倡朴学家的学风’？批判地继承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不等于就
是提倡那种学风。我们还有我们的新东西。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也有许多
不科学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实事求是’不同。如陈奂关于诗经的注解著作，
一概以毛诗为准，那算什么‘一丝不苟’、‘尊重客观’？”“对于改进我
们的学风”二句，批注道：“这种说法也可斟酌。我们的学风也并非不重视
资料，不认真研究、辨别资料。这种说法好像我们学风很成问题似的，好像
连清代朴学家都不如似的。我们的学风的主流是好的；空谈、空话，不重视
资料，不是我们的学风的主要方面。”说实话，当时我看了何其芳同志的这
些意见，是很佩服的。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话也有合理成份，但可以看出，
当时这几位领导对于稍稍涉及“现实政治”（那时的套语），是何等的紧张
和敏感，生怕出问题。不过，他们对于出《文史》这样一个刊物，则从思想
到感情上都是赞同的，包括何其芳同志在内。由何其芳同志的这些意见，我
倒看出他那时对工作、对事业是何等的认真和虔诚。

“文革”前的《文史》，名义上由《新建设》杂志编辑，中华书局出版，
实际上中华书局在组稿、审稿中所起的作用，无宁说起主要的作用。正如当
时在《新建设》杂志社工作、具体负责《文史》稿件的王庆成同志（现为中
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在1963　年1　月31　日给沈玉成的信中所说
的：“《文史》的编辑工作，目前实际上是由我们两家合作来搞，而且你们
花的力气比我们还多。”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当时不管是《新建设》转来的稿子，或是作者自动
投来的稿子，都由玉成或我自己看，或由调孚先生组织编辑室内的同志看（调
孚先生亲自为《文史》草拟退稿、退改或联系组稿的信件，现在还有好几封
保存在档案里），有的还由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萧项平同志安排给其他
编辑室的同志看。那时各编辑室的业务骨干都替《文史》审阅过稿件。当时
赵守俨同志任古代史编辑室主任，李侃同志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他们也替
《文史》阅稿，并写有具体的审阅意见。这里不妨从《文史》卷宗中摘抄两
份：

守俨同志对一篇书稿所写的意见：

一、司马相如传二十七下“躬傶骿胝无胈”应从史记作躬胝无胈。案王
先谦已言之。本文作者所谓“附录”，乃指殿本考证。史记是史记，汉书是
汉书，这类的问题不能迳据史记改汉书。

二、同传“以訾为郎”，訾应作赀。案訾与赀通，颜师古有注，不能改。
如改为赀，则颜注变成无的放矢，连颜注一起删，更不能这样办。作者对以
赀为郎的解释仍未解决问题。何义门云，赀郎乃择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
之比，似近乎是。

三、同传“夫容”改“芙蓉”，“毒冒”改“瑇瑁”。案可通，不必改。

四、同传“乃饮卓氏弄琴”，“卓”上加“为”字。案作者把句子读错


了，应读作“乃饮卓氏，弄琴”，并不存在脱字问题。

此外对终军传及霍光传颜注的驳正也都不对。谓光传“挽显”的显是神
主尤可笑，显是人名，又误解了史文。

此文不能用。

李侃同志对一篇《中国同盟会成立日期考》所写的意见为：

此文我意似可用，不过作为“补白”就行了。文字亦可大大节省，题目
可改一个，不用“考”，因为这种“考”分量太轻。只把几种说法摆出来，
然后证以可靠材料即可，大概有一千字足够。至于邹鲁为什么错了，可不说，
邹鲁《国民党史稿》似可提，因为这是纠其错误，并作为资料引用（此点我
把握不定，请再问问树奇同志）。

他们的意见有案断，有具体材料和分析。作为编辑室主任，来审阅不属
于本编辑室的稿件，并且写出有具体分析的审阅意见，可见那时中华书局编
辑部从总编辑起，直到室主任和编辑人员，对此是何等重视。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1963　年6　月，为了讨论《文史》第三辑的内容和
安排问题，还由几个编委和中华书局的副总编丁树奇、萧项平等同志联合开
了一次座谈会，会前由中华书局提供了一份第三辑所收文章的内容简介和评
阅意见。这份材料是写得相当充实的。如对于《共工传说史实探源》一文是
这样写的：

这篇文章首先提出神话传说与古史的关系，引用了吕振羽、翦伯赞、吴
泽等人的意见，认为神话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
史根据”，“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实意义”。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
说共工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长期与洪水作斗争而以治水著名。共工怒触不
周之山，也是为了治水，把山打开一个缺口，水就可以流向东南低地。而共
工氏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勇于斗争的民族，曾向三皇五帝作过斗争，但由于内
政不修，因而失败。

徐旭生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大体还好。

吴晗同志批示说“这篇稿子可用，但稿中所引原文应逐条核对一下”。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不是一篇科学性的考证。文中所
提出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是不错的，但这两者并不能等同。这篇文章似乎
就犯了这个毛病，对共工氏作了许多细致的考证，惟其太细致，而其依靠的
基础却是神话传说，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文史》最好不登。

类似这样的表示中华书局编辑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