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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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加以探索。如对于潘岳，作者就认为，潘岳虽然没有直接的赋论赋评方面
的著述，但通过分析他在赋作中的艺术追求，我们仍可了解和把握他的赋论
观点。类似这样的分析，还可在其他有关章节中见到。我觉得，这样做，不
仅仅扩大了我们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题材范围，而且更切近文学
思想的实际，更容易直接把握赋在观念上的发展和演进。我个人以为，文学
思想研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当首推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
史》。这本书明确地认为：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
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文学的社
会功能和艺术特色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
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结
合文学创作来研究作家的文学思想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充分运用这一方
法来论述几个大的历史段落，这是罗宗强先生对近十年来文学思想史研究所
作的贡献。现在章灿同志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赋体文学，虽然还只是一种尝
试，却使人立即产生一种新鲜感。我相信，辞赋研究将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
定会使研究更为丰满，更有理论深度。
关于这本书，要说的还有很多，有许多吸引人的叙述和论点，如论赋起
源于楚地民间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文人化、宫廷化，对此应如何作出历史
的评析；蔡邕对建安赋家有明显影响，但又不能以貌似相近而等量齐观；论
建安赋的观念更新与批评自觉，并以自然、社会、人三大类的内容来描述建
安赋所表现的斑谰的情感世界；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造就了一
批以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审美沉思和理性批判见长的赋家；论东晋
山水赋怎样以文体特长领先于同时代的山水诗；论不同时期赋的比较不能简
单以价值批评为标准，应考虑不同的文化环境，等等，都有不少精采处，这
篇短序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当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觉得，近年来我们的辞赋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展，马积高先生的《赋
史》，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体现
了年长一辈学者治学的传统特点和长处。我们的辞赋研究还应从材料辨析和
整理着手，我曾邀约马积高先生撰写一部史料学的著作《历代辞赋》，将由
中华书局出版。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对辞赋作一种容易使人亲近的
研究，这种亲近的研究，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历史的、美学的考察。辞赋
研究同诗歌研究、戏曲小说研究一样，都有引人入胜之境，《魏晋南北朝赋
史》已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例证。我相信，继本书之后，当有更多的辞赋研究
的佳作络绎问世，辞赋研究的繁荣也将指日可待，这也必然促进我们整个古
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最后十年走向昌盛，走向成熟。
1991 年6 月
注：该文是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所作的序。
舍易就难舍热就冷
吴汝煜同志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我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
引》所作的序言中说过的几句话。我在那篇序的最后一段写道，尽管这部传
记资料索引，收了八十多种书，书的范围包括正史、唐代的两部诗文总集以
及唐人选唐诗、各种题名录、年表、书目、书画谱、五代十国别史、宋元方
志、僧传与释氏书目录等，但如果要全面查阅唐五代人物的事迹，这部索引
收录的范围就要大大扩大。在举例中我提到“《全唐诗》中诗篇提到的人名，
也都应考虑辑入”。我说，如果把这些材料都加汇聚，并予以合理的安排，
那末，我们就将有一个网罗全局的唐代人物的材料库。汝煜同志一再说，他
之编纂这部《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是受到我上述这一构想的启发。这当
然是他的谦词。因为我当初虽然说了这些，但脑子里其实是很朦胧的，而且
我以为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现在这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索引编出来
了，它为我们展示了唐五代人物通过诗作而进行的文学活动以及各种社会联
系的具体而生动的图景，它所达到的实际成就，已经不限于查找人物交往，
也不限于订正某些史实错误，它使我们从一个很有意义的侧面观察到那个社
会，使我们对唐代诗歌据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有进一步切实的了解。汝煜同志
和其他几位参预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实践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原来的
很不具体的设想。我相信，正如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所说的，他们的工作
“必将受到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欢迎和感激”。
我之所以说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不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近些
年来，这种编制索引的工作可以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夹挤。所谓内，是当前
学术界中一些相当流行的看法，即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搞资料工作，看不起
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史学危机、古典文学研究危机也就
在这里。既然如此，则比起资料整理、史事考证来技术性更加突出的索引编
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谓外，是出版界中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追求经济效益
的倾向。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版界要改变过去单一的产品经济
模式，参加到商品经济的行列中去，因而重视经营中的经济效益，这不但无
可厚非，而且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各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出
版社迫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肯定会减去不少市场销售不甚理想的书稿，
而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性较强的索引书稿必然会在首先“整肃”之列。
这种情况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也是很多人感到不满意的。但这是现实，
而且可能短时期内不大会有改变。那么出路何在呢？
我认为出路还在于我们自身。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
文化积累的工作。我们虽然没有必要拿2000 多年前太史公那句“藏之名山”
的嘉言来作为立身的守则，但确实要有对自己工作的一种信心。在这里，我
认为对资料工作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对历史研究，
包括文学史研究，过于强调对揭示历史规律的要求，殊不知在学术研究中要
发现或揭示规律，需要有多少的积累，要进行多少具体的研究。在未取得许
多的具体成果之前，所谓揭示规律，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解
决不了实际存在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在过去那种空阔的要求下，具体历史过
程的叙述和研究被忽略了。我感到，我们现在，对文学史上的好些情况，一
般的谈谈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求你把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某些必要的细节，清
清楚楚地、有根有据地说出来，有时是会作腊的。研究历史，一个必不可缺
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
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出不少原因，
不过我想，从研究本身来说，弄清事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容易在短期内见
成效，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它只有靠文献记
载下来，而各种记载可能彼此歧异，又可能有缺漏，有些更可能会有掩饰、
伪造，这就需要广搜博讨、爬梳抉剔，把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实，具体
地理清楚，这实在是一件艰苦细致、穷年累月的差使。在当前讲究“短期效
应”的趋势中，更不容易做到。但就学术工作的整体来说，这又是非做不可
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
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但“热”又怎么
样呢？清朝的阮元在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当时的一
种学术风气，叫做“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这确乎很热了，但结果又是怎
样呢？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
看到汝煜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所写的工作中种种困难及如何克服困难等情
况，我很有同感，也受到鼓舞，我觉得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在踏踏实实地
前进的很好的例子，也是古典文学界必然会取得更大成果的迹象。
对于出路的第二个想法，是在竞争中力求高质量。可以预计到，在今后
一段时期内，出版竞争会是相当激烈的。学术工作不得不参加到这个竞争的
机制中去。出版界的一个叫得很响的口号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
是一个“理想王国”，实际上恐怕是很难达到的，而且所谓统一，标准又是
什么呢？也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可以测量的标志。根据目前我们的经济水平和
文化条件，学术著作的出版要达到这个统一，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于是不得
已而求其次，叫做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也要出，这就要量力而行了。因
为所谓经济效益差，就是赔钱，不过我们发明的术语多，能说得高雅一些。
出版社不能老赔钱，这就要选择了。这里就会有种种门道。当然，不能保证
在这之中不会出现歪门邪道，但从总体来说，质量高的总归会占上风。可以
说，以学术著作而言，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是彼此间的质量竞争，优胜劣
败也将会起支配作用。对于这种竞争的形势，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要随时
调整本身的结构来适应这一客观现实，力求使自己的成果通过竞争得以社会
化。
以上两点，是我从本书的编纂所想到的。由本书所取得的成就，我更觉
得这两点想法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使我惊异的，是编纂者竟如此广泛地吸收
以往的和当今的学术成果，并通过自己的探索，提出和解决了那么多的具体
问题。这使我进一步坚信，索引和资料工作确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编制索
引和整理资料，是学术事业中的服务性行业，它有着强烈的利他的性质。但
是它要服务得好，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
即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研究者。这使我想起30 年代至40 年代在我国古籍
索引事业上作出很大贡献的燕京哈佛学社引得编纂处。这个引得编纂处，在
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竟编纂、出版了包括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 种共
81 册，其中不少种在运用科学方法编制古籍索引方面具有开创性质，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而主持者洪业先生所写的长达数万言的《礼记引得序》，后来
得到法国铭文学院的赞赏和推许，获得了1937 年度巴黎赠予的茹连安奖金。
他的另一篇《春秋经传引得序》竟近10 万字，简直是一部《春秋》经传沿革
发展的学术史专著了。引得编纂处就是因为他们的严格追求学术性而站住脚
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据王钟翰先生所写的回忆文章《洪煨连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
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 年4 月版），当时在引得编纂处工作的，除主任
洪业先生外，只不过编辑三人，经理一人，抄录员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