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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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论皎然《诗式》及大历时期江南诗风的特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她的对文学演进的内部规律与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互影响的研究，与欧文先
生的治学，也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以贾晋华同志对唐诗所具有的修养来从事
于本书的翻译，必能准确表达原书的胜义，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
为薄弱的环节。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时，那就是足有90 年的光景，占
了唐代历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说
明盛唐的高潮。对这90 年时期的文学，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
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这种情况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有所变化。作为近
体的律诗，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轨迹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诗，特别是盛唐、
中唐时一些大家所擅长运用的七古，怎样从南北朝的涓涓细流，经过初唐作
家的多方尝试和大胆变革，而汇成长江大河，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和经验可求？
由“四杰”而陈子昂，而沈、宋，是怎样一步步递嬗演进的？当时的社会思
潮、文化氛围给予诗人和诗风以什么样的影响？初唐时期几个帝王的宫廷政
治和文化生活，赋予文学风格以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而近几年来我国初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
探讨。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来看，欧文先生作于1977 年的这本《初唐诗》，
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
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
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虽然近几年来中
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
程，但欧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初唐诗》之后，作者又于1981 年出版了《盛唐诗》，
更进一步论述了初唐与盛唐的关系，并对盛唐诗人作了使人感兴趣的分类（如
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等作为“非京城诗人”，
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京城诗人”多用律体，
“非京城诗人”多用古体）。欧文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格局似更为放开，由论
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说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
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对诗歌的其他
方面的探讨来补充。为此，他又撰写了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结果结集八篇
文章，起名为《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于1985 年由威
斯康辛大学出版。紧接着又是一组八篇文章的集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心
得》，哈佛，1986。他自己说这八篇文章是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将互不相关
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尝试着使单篇的诗作和散文焕发出生命力。这样做，
作者也抱着一种希望，这就是打破美国的中国文学狭窄阅读圈子，寻求更多
的读者。
欧文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
更有新的进展。他认为，过去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英文著作，
都倾向于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而在他的这部近著里，却试图向英
语读者表明，作为中国诗歌基础的概念和趣味，与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
的；各种传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伟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
欧文先生的这一认识确值得赞许，这是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尊重的态
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达到真正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在独
立的研究中摆脱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富有洞见的
认识。
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人们对研究现状仍不
满意，这种不满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研究者中，越来越感到
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结构需要有所反省，这就是说，研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情
况。有些课题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窝蜂，赶
热门，结果却出现了不少缺门，这就必然影响总体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需
要详细论证的问题，不是这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由欧文先生的著作，使我进
一步感到，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结构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现状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
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
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
的著作有所误失，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
加深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的代表作，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也将会对我国古典文学
研究结构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这是我个人作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着
的。
1987 年3 月
注：该书是为欧文《初唐诗》中译本所作的序。
有朋东来，切磋诗艺
1987 年春，我在为美国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的《初唐诗》中译本
作序时，曾谈到，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不少，
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因此
我当时即建议，希望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
作，这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样
一套汉译丛书现在还不可能编印出来，但是我看到由王洪同志任执行主编的
“中外学者学术丛书”陆续出版，其意图乃在荟萃中国和外国学者的佳作，
对中国古代文学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我觉得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当
前建立开放型文学研究的有益的探索。我们当前应大力倡导开放型的研究，
而所谓开放型研究，应包括面向世界和面向多种学科这两个内容。前者要求
知己知彼，尤应知晓国外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批评方法、概念术语，后
者要求兼采众长，树立综合观照的心态，其他学科、其他艺术中凡能充作参
考者，则尽量猎取，为我所用。我们要想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就应充分
运用和提供这种开放型研究的范例。
现在，王洪同志主编的这套丛书又将出版韩国学者柳晨俊教授的《唐诗
论考》，我认为这就为这种开放型研究提供了又一个示范。柳晟俊教授在韩
国即已打好汉文学的扎实基础，后又到台湾接受博士研究生的训练、深造，
近些年来又与中国大陆学者频频交往，他的治学经历即可说明他已兼采这几
个不同地区不同学风之所长，而形成他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风格。
应当说，韩国已有上千年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不过，在过去长时期中，
研究中国文学与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混合在一起，统称为“汉学”。在
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韩国的大学中，才逐步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
据我所知，在柳晟俊先生执教的汉城外国语大学，就在1954 年开设中语系
的，迄今已有40 年的历史了。去年10 月，我到韩国几所大学访问，也应邀
到外国语大学作学术讲演，发现外国语大学就有好几位研究中国文学、历史
很有造诣的学者。
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现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人数上，已经超出了
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域外国家，其研究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也有显著的提高。就
以唐代文学而论，去世不久的汉学者金达镇翁，把七百多首唐诗译成韩文，
出版了《唐诗全书》。对唐代传奇小说的译介与研究，近年来也有很大的进
展，有好几位学者如车柱环、丁范镇等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而在这之中，特别是80 年代以来，发表论著最多的就要推柳晟俊教授了。他
很早就从事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研究，后又对陈子昂、李益、杜牧、李商隐等
诗人作了更新的研究，其间他又写了有关韩国朝鲜时代汉文家的论文。现在
在中国出版的《唐诗考论》只是他众多著述的一小部分，但就从这一部分中
也可看出他的丰硕成果和治学特色。
我觉得柳晟俊教授治学很有中国传统学风的特点，就是笃实于课题本
身，尽量掌握各方面的材料，不故作惊人之语，而在平实中创新。令人吃惊
的是，他的学问面还非常之广，对清代戴震的音韵理论和反理学思想，对近
世朴学大师黄侃的声韵学，都能有通盘的掌握和清晰的梳理。近些年来，我
也看到过一些外国学者论述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受到不少启示，但我觉得
真正在中国学问本身下工夫的还不是太多，柳晟俊教授能从乾嘉之学下手，
兼顾博通与专精，这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中使我感兴趣的，还有第二编“唐诗与韩国汉诗之比较”，特别是
论述王维对李朝诗人的启示与影响，以及探讨王维与李朝时期大诗人申纬两
人诗风的比较。我觉得，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天然园地。介绍外
来文学，用本国读者的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释和分析，用他们所熟悉的
作家和作品加以类比和反衬，是一条便捷的途径，能够取得以近譬远、以易
解难的效果。所以，国外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比较的特点。我们过去讲中
外文学比较，往往侧重于与欧美等国的比较，而不大注意与邻近国家的比较，
其实与邻近国家的比较，更有切实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中国文学即是通
过朝鲜传入日本的（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新罗立国期间，
与唐代交往十分密切。柳晟俊教授在本书的“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
就辑集了极丰富的资料，以显示唐代诗人与新罗诗人的友谊与诗艺切磋。李
朝时期先是对唐代李白、杜甫、王维，后是对宋代苏轼、黄庭坚等诗作的研
讨和仿作，形成一代的风气。柳晟俊教授细致地对王维诗、画、禅三方面与
申纬作了比较研究，使我们感到这两种相近文化是如何在亲切的气氛中相互
影响，而又如何彼此受益。
最后，我祝愿中国与韩国的学者在日益密切的学术交往中结成诚挚的友
谊，让这种友谊进一步推动我们更广泛深入地研究两国传统文化的悠远历史
与深切情谊。
1994 年夏
注：该文是为柳晟俊《唐诗论考》所作的序。
作家传记应当怎么写
蒋长栋同志在湖南怀化师专中文系执教。他于1989～90 年间作为访问学
者，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接受邓魁英先生的指导，写成了《王昌龄评传》
的初稿。由邓魁英先生的推荐，蒋长栋同志曾到我工作的场所中华书局，就
王昌龄生平的若干问题与我交谈过一次。由于时间匆促，意见的交换并不充
分，但我已感到长栋同志对有关材料作了细致的思考。他表示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