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研究者以外，还有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典等国的学者。现在提供给读者的，是
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结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0 年代中，曾于韩愈的贬谪地潮州汕头召开过首次有国外友人参加的韩
愈学术讨论会。时隔六七年，又在韩愈故里孟县举行参加人数更多、讨论问
题更广泛、成果更丰硕的第二次学术会议。我觉得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
国家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文化学术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而又
相互促进的极可喜的形势。这些年以来，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每年
至少总有十几起，而这些学术会议，好多是由地方上联合文化团体及企业集
团，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我个人不大赞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口
号，这口号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说得过于简单化，近于狭隘的实用主义。但
也应当承认，从总体上说，文化的发展是要依靠经济实力增长的，只有经济
发展了，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才能陆续展开。而文化的发展，也必然会提高人
的思想素质，这也会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
由地方上举办学术会议，还不只经济上的意义，我觉得这反映了我国人
民对历史文化的执着之情。这种感情是十分宝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
出经济、政治的某种限定的。我参加孟县的会议，不过短短几天，但从与当
地的不少人接触中，深深感到韩愈这一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不管自古以
来，对他有过多少次的争论，但他却一直存在于孟县的故老之中。孟县的农
民亲切地称呼他为“韩老爷”，把他作为自己的邻里来看待。他们可能还没
有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一首诗，但我们中国那种尊重传统、尊重学问人的极
可珍贵的感情，却是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延续着的。
这次会议的论文，涉及面很广，我通阅了全部论文，获益良多。这本论
文集主要在三个方面为韩愈研究作出了新贡献。一是以文化整体为背景，探
讨了韩愈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从陈寅恪先生《论韩
愈》以来对韩愈思想的最集中的一次总体探索。二是提供了域外的韩愈研究
的情况，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只有两篇，但却很有份量。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
上的传播与研究，是一个极有学术意义的大题目，需要一个个具体的论述加
以充实和支撑。因此这两篇谈及美国与韩国情况的论文，不只对韩愈研究有
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三是从民俗、
民情的角度来研讨韩愈作品中某些富有特色的描写，如韩愈与潮州文化，论
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的关系，这都能使人耳目一新，使人们自
然地产生一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亲切感和迫切感。
虽然这本论文集中谈及的面相当广泛，但其中一个基本思想，也就是这
次会议的学风，则是实事求是，是力求从韩愈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预
先设定的政治概念出发。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韩愈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应
有的成绩，就是忽略学术研究的客观独立性，过分受到某种政治气候或政治
运动的影响甚至干扰。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也使得学术研究
得到健康的发展。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讨论会，以及这本论文集，之所以能
在韩愈研究上有所进展，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篇序文中不可能对过去韩愈研究中的问题充分
展开来谈。但有些问题还想借此略为谈谈个人的看法。如韩愈与柳宗元的关
系，过去有些论著，为了抑韩扬柳，总是把他们说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双方，
我觉得这些论著在不少地方是不合实际的。譬如韩愈有《答刘秀才论史书》，
有些论著就举出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认为柳宗元严正驳斥了韩愈为
个人荣利而畏首畏尾、不敢写历史真实的卑怯心理。现在韩、柳两篇文章具
在，读者不妨平心静气来看一看，果真如过去一些论著所慷慨陈词的那样吗？
韩愈的信是答复刘秀才的，而从韩愈的信中所透露的，那位刘秀才是想要韩
愈借修史来表现唐代建国以来的一大批所谓圣君贤相，韩愈不愿意，因此说：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
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韩愈实不愿作这些表扬好人好事的
文章，因此进一步又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
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
令传万世乎？”试想，在那个社会里，谁能树立私党，造作语言，凿空构立？
还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韩愈的笔锋显然是指向这些人的。韩愈
说：“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这样的心境，不是已相当
明白，使人可以理解了吗？至于柳宗元信中所引的那一段，也即使一些人起
而抨击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
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
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
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
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
哉！”如果不是孤立取此一段，而联系全篇来看，应当说韩愈这里是一种愤
激之词，是正话反说，是说从古以来中国的社会中，历史学家真要做到“据
事迹实录”，且加褒贬，则非倒霉不可。其笔锋所向，指向何处，不也可了
然于心吗？我们还可以举其另一篇书信来看，在他写给好友崔群的信中，有
一段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
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
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为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
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这样回肠荡气的文章，真使人
想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读者不妨把这一段文与论史官书比看，当能作
出自己的判断。柳宗元的信，也是有为而发的，并非专对韩愈而逐条驳斥，
而且我们今天读来，还可感到柳宗元的信，既勇于立论，又笃于友情，对此
不能作深文周纳的论析。
又如韩愈所作《柳子厚墓志铭》，过去有些论者以为韩愈乘柳宗元已死，
借为其作墓志，夹杂私心意气，对柳宗元加以攻击。所持的论据，实指文中
的“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
认为这是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的讥嘲。其实无论是从这几句还是从全篇来
看，韩愈对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所用的字句是相当客观的，
譬如前面说的柳宗元年轻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
厉风发”。后来“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
未至，又例贬州司马”，没有对王叔文有所贬斥。至于“不自贵重顾藉”，
也不过是说其“勇于为人”，不只为一己的身份地位着想。而其全篇，则充
满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文中说柳宗元被贬后，“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
词章，泛滥停畜，为深博无涯涘，一自肆于山水间”。这是对他永州时期文
学创作的充分肯定。后又说他废退后，“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慨
叹其“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不是对柳宗元才识及遭遇的深刻同情
吗？文中又说，如果柳宗元被斥不久，即被用于朝，仕位虽然恢复了，“其
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
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样说也是合于实情的。
这也使我们想起韩愈写的另一篇《送孟东野序》，这篇文章提出“物不得其
乎则鸣”的著名论点，进一步认为一些有才情的作家，几乎是由于“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遂“自鸣其不幸”，因而取得文学上的成就。因此最后
说：“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孟郊是他的好友，长期居于下
位，“有若不释然者”，韩愈也特地以此相慰劝。
更使人读之不能忘怀的是，记元和十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召回朝，又远贬，
刘禹锡最初是远放播州刺史，柳宗元主动上诉，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
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柳宗元
请求以自己已任的柳州换播州，“虽重得罪，死不恨”。刘禹锡遂因此得以
改为连州。韩愈特为此写了以下一段议论：“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
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然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
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这
段话真是充满了感情，也可以说是韩愈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友谊最可贵的
是理解与信任。理解是有过程的。我们不能说韩愈与柳宗元，在交友中没有
一点误解。但可贵的是两人都能逐步走向理解。以上这一段话是韩愈对柳宗
元人品的最高赞誉，也是他俩友情在人生道路上，历经种种曲折，而取得的
理性的升华。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的是，学术会议有时召开倒容易，但会议之后要出
版论文集则可说是难上加难。这之中，一是需要有人肯化费时间对论文细加
审阅、选录，二是得要找出版社多次协商。这本论文集得能在会议之后两年
内印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清华同志是功不可没的，他与孟县的一些同
志这两年来一直为此事奔波操劳，终于与中州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出这本
论文集。我想借此代表与会者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1994年 4月
注：该文是为《韩愈研究（第一辑）》所作的序。
思虑周密征引■博
我认识吴在庆同志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周祖譔教授的推荐和介绍。祖
譔兄是我的学长，1951 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他正好清华研究生毕业，
由于时间短，年纪相差不少，所以在学校中我和他除了他临毕业时全系合影
曾一起聚会以外，并无交往。从清华出来，他一直执教于厦大，我则由清华
转入北大，北大毕业后曾经短暂留校做了几年助教，嗣后即长期在中华书局
工作，地限南北，而又行业相隔，因此就更无往来。不过我仍记得30 年前读
过他写的一本《隋唐五代文学史》，字数虽不多，议论在当时看来似乎也没
有什么新异之处，却是建国以来较早的一本唐文学通史。大约5 年前，偶然
有一个机会我重读其中的几章，觉得平实的文笔时时触发引人思考的见解，
有些在最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