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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李国文说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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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意思。

人臣蒙蔽人主,人主麻醉自己,这当然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只要在权力起到作用的政治体制中,要想完全摆脱这种人性弱点而形成的弊端,几乎是绝无可能的。

  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 
 
 
患有偏听症,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而不愿意听到逆耳不快之言。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虽然,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但是,朝廷之上,宫禁之中,那些良心大大坏了的政治家,不说谎话,简直就活不下去,再碰上头脑大大坏了的统治者,没有谎话,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撒谎成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对话方式时,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说谎不可的状况:

  一、撒谎的比不撒谎的能捞到好处;

  二、撒大谎的比撒小谎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

  三、能瞒天过海、滴水不漏、胡吹海唠、天花乱坠地撒谎,并且做到脸不红心不跳,面不改色者,能把皇帝老子骗得鬼迷心窍、深信不疑、引为心腹、以作依靠者,那就达到撒谎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撒谎能手,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的呢!

  唐朝从太宗时的魏徵起,各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徵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谎话大王的话,这份光荣的桂冠,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玄虚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其荒腔走板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闻所未闻,心惊肉跳。而他眼皮不抬,脸皮不动,心定气闲,胸有成竹。

  撒谎,到了极限,就是一种艺术了。

  德宗贞元十年(794)“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这个裴延龄,当着大庭广众,言之凿凿,说他在陕西同州一带,发现很多高达数十丈的栋梁之材,可供陛下盖庙建殿。这当然是鬼话连篇了。李适听后,也犯嘀咕。他知道从他祖父那时起,建宫殿就无法在京畿(包括陕西同州)一带找到可用之材,怎么可能出现像裴延龄所说的那种情况。难道森林可以像发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之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算最糟的庸君。

  但裴延龄敢当李适的面说谎,因为他把握住这位皇帝的弱点,好虚荣,图声名。“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如果你坚持说同州没有树,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圣君,如果你不想认为自己不是圣君,就得默认同州有树的事实。于是,李适便被架着非当这个圣君不可。

  同一年,这位说谎大王,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谎话,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上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罢了。比之这个裴延龄,发现百万有馀匹段杂货埋在粪土下多年而不朽烂。这谎撒的,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 
 
 
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让唐代那些天马行空的诗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谎话大王的想象力。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神话年代,想起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红旗诗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说到底,也跳不出中国人习惯了的,比谁更能说谎话的比赛罢了。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我们翻出当时的旧报纸、旧杂志、旧图书,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还是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当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径,是多么可笑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优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正义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却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难,尤其不能高抬贵手、宽贷这类主犯的。

  在中国,从来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论水灾、旱灾、风灾、雹灾,乃至虫灾,包括公元875年这场蝗灾,总是短暂的。而人祸,则是无法愈合的创口,遗患无穷。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说谎者,信谎者,需要依赖谎言生存者,是比蝗虫更坏得多的人类害虫。




    居大不易白乐天

    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郎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志、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隶属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 
 
 
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馀,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却并非是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浪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像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佳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王定保《唐摭言》)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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