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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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文坛的盛唐气象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李白、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名气更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宫廷慕名，为帝王瞩目，甚至连日本、朝鲜、鸡林、西域各国，都不惜重金收购，视若瑰宝。那时的中国诗人，要比当下中国的小说家神气一些，不是他们巴结外国的汉学家，而是外国的汉学家跟他们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中他与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交往，便知大概。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人物聚会的主角。一时间，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令诗人目荡神移，鬟香鬓影，秀色可餐，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终于也打算离开了。

没想到有人提议，值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　
　
　
，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竖起拇指。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喜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脱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看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启，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廻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　
　
　
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也未必有这份财力。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今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　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畅，焕发生机。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九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

　　这二十九年，才真正称得上盛唐。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走向覆灭呢？

正如欧阳修对他的评价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新唐书·玄宗本纪》）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最后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冬，他的宠将，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　
　
　
变，南下攻入洛阳，次年占领长安，所过之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中原化为丘墟。其部将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毁夷灭，神州陆沉。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浩劫，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大约在公元770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卖唱为生的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