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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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因为项羽这样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但是却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了解一遍——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了：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这就是说，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
上面说的是一国的领导应该如何行事，而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在招募员工时可谓千挑万选，整个团队也称得上是兵强马壮。可是，企业经历了一段初始的亢奋后，紧接着面临的却是一片萧条惨局。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家报社的总编不识大体，做不好领导。据说，他总是抢着干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事事。反过来，他对手下人的“无能”总是表示不满，动辄训斥员工。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整个单位上下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接着，众人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这个单位也垮了。熟悉职场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社会屡见不鲜。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两朝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做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