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之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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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明显，任何关于授予某个人，或是授予某个集体非同寻常的特权，同时又不授予他们非同寻常的责任法则，都将是不公正的、错误的。因此，虽然对其他人来说，错误是可以饶恕的，但对超人来说，他的每个判断错误，就都是犯罪。当然，你也许会说，你以前也犯过错误，那些错误并没有被看作是罪恶。确实如此，比如说，有一天晚上，你说了这么一个观点，并且坚持认为它是正确的，即马科斯·奥瑞尼尔斯·安东尼事实上是斯多葛学派的创造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犯了罪。但是，这个罪很轻微，所以我决定原谅它。在此之前，我也曾原谅你在判断上所犯下的过错，但这样做却导致了以后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我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希望起诉你有罪。但是，我认为，我利用那些你所犯下的、你应该负责的罪恶的任何一个后果，都是公正的。 我这样做，而且我只能这样做。所以，你要明白，你应该非常非常地谨慎。
这封信是一个脑子正常的、18岁的男孩写的，还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写的呢？这封信是一个应有其他孩子那样行为举止的孩子，应有其他孩子那样思维的孩子写的，还是一个被他的哲学思想所控制，把世人所说的犯罪看作是一个超人的所作所为，并且认为超人的唯一罪过就是犯错误的人写的呢？这个孩子深信上面的观点。他还没有长大，这些哲学观点制约了他。在这份古怪的有关他们关系的契约中，有一点很明显：法庭已经知道了，在这两个孩子之间，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根据契约放弃某种东西，并且每一个人都将根据契约提供某种东西。正是这份契约，正是这两个有毛病的脑袋导致了那件可怕的谋杀案。
我认为，这一事实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男孩所提供的证据。它也在这些书信中得到了证明，它在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中得到了证明，在他们的伙伴关系中得到了证明，对此，我们毋庸置疑。
我们给本法庭请来了很多这两个孩子的朋友。这两个孩子与他们这些朋友朝夕相处，在俱乐部里和这些朋友结伴玩耍，这些朋友都是这两个孩子的好伙伴。现在，他们都讲述了同样的故事，都说这两个孩子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墨尔蒙特，是本州传唤来的第一个他们的朋友，也是那些孩子们当中岁数最大的一个。他说，里波路从来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判断能力。他俩曾谈论过超人，里波路为他的哲学进行了辩论，这一哲学已成了他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但是，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里波路却没有任何的判断能力。里波路在智力上发展很快，但是在情感的发展上却很缓慢。他在一个孩子们并不需要，并且在他那样小的岁数里也不应该掌握的方面发展得很快。他完全缺乏健康的情感生活，缺乏一个孩子所必需的、实际生活必要的健康的本能。
我们请来了至少10来个他们的伙伴，这些伙伴们都证明了同一件事：迪克·娄伯被他的伙伴们剥夺了在班级里应该享受的权利，因为他孩子气般的幼稚，而且还缺乏判断力。
这些伙伴们对这两个孩子的评价都是：他们不负责任，他们没有判断力，他们很幼稚，他们的行为很古怪，他们的想法其他孩子们都无法理解。这一切在本案中都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起诉方又做了什么事呢？
据说，他们有一支庞大的证人队伍。但他们只请来了3位证人。其中一位教授只和里波路谈论过他的法律学习，另外两个证人在我们盘问时，赞同我们曾说过的所有观点，其他的证人则都未到庭。所以，他们的这种做法使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在本案中得到了认可，并且，无需再进行辩论了。
现在，双方都请来了精神病医生，所以，我将花点时间谈论一下这件事，我只占用一点点时间。
现在，事实很清楚，当这两个孩子在星期天下午承认了他们的罪行时，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朋友和律师都没有机会看见他们之前，克劳尔先生请来了4个人。他请来了帕特里克医生，这是一名精神病医生；邱吉医生，这也是一名精神病医生；科隆尔医生，这是一名证人，一个专门作证的人；申格医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想指责他，我也不愿意把他和帕特里克医生及邱吉医生归为一类。
我曾对法官大人您说过，就我的观点来看，克劳尔先生请来了公众所知的芝加哥市最能干的两个人，即邱吉医生和帕特里克医生。你们曾经听过邱吉医生的证词，尽管邱吉医生是一名精神病医生，但他却很诚实。在盘问时，他承认了我的每一个看法。他承认，这两个小孩缺乏情感生活，同时他承认了这种情感生活的重要性，他也承认信仰在一个人的行为里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亲口说，如果他能知道所有的事实，他就会清楚在那件古怪的谋杀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在本案中提出的每一个看法，都得到了邱吉医生的认可。
申格医生也做了同样的事，邱吉医生和申格医生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只问了一个问题，邱吉医生就承认了我们的看法。但我们却用了10到12个问题，才取得了申格医生的认同。在盘问过程中，申格医生反对着，躲闪着，逃避着，支吾着。这一点千真万确，我决没有诬陷他，法官大人您也在本庭上亲自听到了。申格医生寻找每一个他能找到的方法来逃避事实。直到他不能再四处逃避的时候，他才承认了我们的每一个看法，这与邱吉医生所承认的一模一样：情感生活的重要性，情感对行为的作用，情感是行为的主导因素正如每一位熟悉精神病学、熟悉人的机体系统的人所知道的一样。
法官大人，对此，您有什么疑问吗？是除了对这两名证人，即邱吉医生和申格医生所说的以外的疑问呢，还是除了帕特里克医生为我们所作的证词以外的疑问？他们在他们的检查中做了些什么呢？这些精神病医生有什么样的机会呢？非常明显，这些精神病医生并没有什么机会。邱吉医生、帕特里克医生和科隆尔医生走进了那两个孩子呆着的屋子。在此之前，那两个孩子已经在本州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呆了60个小时。孩子们的身旁都是警察、保卫人员、侦探和本州的检察官们，他们的人数大约有12个或是15个。于是，就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这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当然，他们的听众对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我知道，我的朋友克劳尔检察官的态度是友好的，因为我曾看过好多张有关克劳尔检察官和这两个孩子在一起拍摄的各种各样的照片。
当我第一次看见那些照片时，我相信，这些照片说明了他对那两个孩子的友好。但是现在，我则倾向于认为，他拍摄那些照片，就如同一个律师到乡村去钓鱼，然后和他所捕捉的鱼儿一起照了张像是一回事。但是，这却使那两个孩子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人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被领到了那间屋子，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就是一切。当然，科隆尔医生记住了很多其实并没有发生的事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同时，科隆尔医生也忘掉了很多其实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这，我们也早就预料到了。至于那些诚实的证人，他们说，当时他们只谈了一会儿关于鸟的话题，以及有关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谈别的事了。而且，他们把他们所谈的内容都上报给了检察官。帕特里克医生和邱吉医生从那些交谈中，而不是从别的什么交谈中，看出这两个孩子并没有显示出常人应该显示出的那种情绪反应。这两个医生还明确表示，这起谋杀案的发生，使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测试一下这两个孩子的思维是否正常。同时，这两个医生都认为，当时孩子们周围的情况很不适合做这样的检查。他们也都承认，他们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机会，才能对这两个男孩得出可靠的结论。
他们所说的最多的事就是，当时他们看不出这两个男孩的行为有什么不正常的迹象。
好了，法官大人，没有一点可能进行检查的专家和精神病医生们作证说，这两个孩子当时是正常的。
申格医生做了一件更了不起的事。在他走进这个法庭之前，他从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除了一次例外，这就是在这两个小孩已经被交接给了狱警后，却又被带进了克劳尔检察官的办公室，他在那儿见到了他们。克劳尔检察官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他剥夺了宪法赋予给这两个孩子的权利。并且，就在克劳尔检察官的办公室，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盘问。当然，根据他们的律师的建议，这两个孩子都回答说，他们有权拒绝回答。当时，申格医生就在场。这对申格医生已经够了。
法官大人，如果这两个小孩曾经去过这些优秀的先生们当中任何一位的办公室，不管是由他们的父母领着，还是他们自己去那里，那么，这些医生都会积极努力地找出他们的思维是否有毛病。要是这样，他们又怎么会犯下那个过错呢？这些医生会耐心仔细地检查他们，这些医生会努力设法获得孩子们的信任。这些医生会倾听他们的故事。这些医生会带着一个父亲倾听他孩子的故事一样的态度，去倾听他们的故事。你们知道，他们会那样做的。每一个医生都知道他们会那样做的。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来检查这两个孩子的思维状况到底如何。对此，那些只要诚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都承认了。
然而，科隆尔医生却作证说，他们当时有世上最好的机会给那两个孩子做检查。遗憾的是，他的同事却坐在证人席上说：他们没有机会。
法官大人，没有人能因为那样的检查就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那根本就不是检查，它只是一种获得证人的努力，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做法。而获得这些证人，则是为了在某个时候能来法庭提供他们的证词，目的就是为了夺去那两个小孩的生命。
好了，我想，当本案结案的时候，克劳尔法官会说，我们的证人大部分都来自于东部，的确如此，并且，他需为此负责。我不是在指责他，他确实需要对此负责。在芝加哥还有别的精神病医生，实际上，我们已经让芝加哥不可计数的医生检查过那两个孩子。因为我们想得到最好的结论。我们得到了吗？
法官大人，您知道，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并不影响这个人的忠诚或他的能力。我们请来的这位先生可能比在场所有证人的社会地位都要高，并且，也比起诉方所请的任何证人都要远远优秀得多。首先，我们请来了威廉·A·怀特医生，他是谁呢？很多年来，他都是位于华盛顿的国立精神病医院的院长。他撰写的著作、发表的演讲、获得的荣誉，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加起来比起诉方请来的所有的精神病医生们所做的还要多。很明显，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钱，因为他来作证所接受的报酬，并不比起诉方所付的作证报酬多。他了解他工作的领域，并且，他的能力和忠诚肯定会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