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之美-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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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负责人给人的印象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功能仅仅是维持交通秩序；
一个纳粹党的理论家，感兴趣的仅仅是历史研究，而对由其理论在20世纪所煽起的暴力却根本不了解；
波兰总督，在那儿称王，但却没有实施统治；
弗朗哥勒的地方长官，其工作竟只是写那些抨击犹太人的文章，但他却并不知道有谁读这些文章；
内务部长，此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他对自己部门内发生的事知道的也很少，对于整个德国发生的是更是全然不知；
帝国银行的总裁，他对银行屋顶内外发生的事一概不知；
战时经济全权大使，为重新武装秘密安排了整个经济，但却不知道它与战争有关。
上述这些说法，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出想入非非的轻喜剧，但是，如果你们准备宣判这些被告无罪，那么，这出轻喜剧就被你们变为了现实。
他们确实提出了许多抗议，他们否认知道在《我的奋斗》中公布出的计划、方案，以及纳粹党的方案，他们甚至否认知道他们所收到并执行了的那些文件的内容。
但是，这些被告不能否认他们是权力机构中的最高层人物，不能否认我勾勒出的已经确实发生了的那些罪恶。他们知道，除非他们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否则，他们自己的否认就是不可信的。
这些被告在被迫的情况下，一致将罪责推卸给他人，有时给这个，有时给那个。但是，他们反复选择的名字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戈培尔和鲍曼。所有这几个人，现在要么死了，要么下落不明。不管我们如何给证人席上的被告施加压力，但他们决不会将他们的手指向活着的人，证明这些活着的人有罪。这使我们想到，命运的运转方式是多么绝妙，它只把罪责留给死人，而让无辜的人活着。这是多么神奇啊！
承担罪责的总恶棍一些被告相互竞争，提供适当的名称就是希特勒。他就是几乎每一个被告都用手指着的那个人。
我不是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也不否认所有那些死了或失踪的人应当承担罪责。就这些罪犯应当受到的严惩而言，判罪的轻重程度都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肯定干了十恶不赦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罪行并不能开脱这些被告的罪责。希特勒不能把所有的罪责带进棺材，所有的罪责也不能全裹进希姆莱的寿衣中。这些死掉的人是被这些活着的人选为这个庞大的同盟兄弟会中的伙伴，他们一起犯的罪，他们必须一个个来偿还。
或许，希特勒最后的犯罪，就是反对他曾统治过的国家，他是一个毫无原因就发起这场战争，毫无理由要延续这场战争的疯狂救星。如果他不能统治，他对什么事发生在德国就都无所谓。就像弗里茨彻在被告席上告诉我们的那样，希特勒试图用德国的失败来毁灭德国人，当他知道不可能打赢时，他仍继续这场战争，而这种继续只能意味着毁灭。
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回到这个明知不对，却要坚持下去的人身上。我承认希特勒是一个大恶棍。但是，这些被告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希特勒头上，实在是缺少男子气概。我们知道，甚至一个国家的首领也和那些一般人一样，即使是处于鼎盛时期，其判断力也仍要受到限制，他必须依靠别人作他的眼睛、他的耳朵，就像这个帝国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其他人必须为他跑腿，执行他的计划。
除了被告席上的这些人，希特勒对谁依靠得更多呢？如果不是戈林，那么是谁使希特勒相信他有一个无敌机群呢？谁把不如意的消息隐瞒起来了呢？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对德国不能与苏联抗衡这一问题，难道不是戈林禁止陆军元帅米契尔向希特勒提出警告的吗？据斯佩尔所言，难道不是戈林免除了加兰将军的空军元帅职务吗？而这仅仅因为空军的软弱与工作的不力。如果不是冯·里宾特洛甫、冯·牛赖特和冯·巴本，那是谁使希特勒这个不善交际的人，相信民主世界的优柔寡断与胆怯的呢？如果不是凯特林、雷德尔以及邓尼茨，那么，是谁强化了希特勒和德国战无不胜的错觉的呢？如果不是施特莱彻和罗森堡，那么，是谁使希特勒保持了仇恨犹太人的火焰的呢？如果不是卡尔登勃鲁纳，那么，是谁对希特勒隐瞒了集中营的情况，进而导致他欺骗我们的呢？这些人都是希特勒的左右手，常常控制着希特勒所能得到的情报以及希特勒据以确立其政策与命令的情报。 他们就是近卫军，虽然他们要执行恺撒的命令，但是恺撒总是被他们握在手中。
如果那些死去的人，能够站在被告席上回答那些抨击他们的言论，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由这些被告所扮演的不太扭曲的形象。如果我们能看到希特勒走向被告席，或带着许多档案资料的希姆莱、戈培尔以及带着纳粹党的间谍报告的鲍曼，或已丧生的罗姆、卡纳里斯走上证人席，那么，请想象一下可能发生在被告席上的骚乱吧。对于那些死去的罪魁祸首，正义世界有权利给予惩罚。
我们根据充分的、能证明被告有罪的文件已经把这个确定无疑的案子提交给了本法庭。如果不需要解释，那么这个案子根据罪状，已经可以由陪审团裁决每一个被告有罪。在最后的分析中，出现的问题是：是否被告们自己那些用来反击证明他们有罪的文件和证据的证词是可信的。那么，他们的证词是可信的吗？
事实是，纳粹节省使用真理的这种习惯，抽掉了他们辩护陈词的根基。撒谎是一个被公认的纳粹伎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倡导把谎言作为政策；冯·里宾特洛甫承认使用了〃外交谎言〃；凯特尔建议对重新武装这一事实应该加以保密，以便它在日内瓦可以被否认；约德尔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重建德国海军方面也撒谎；戈林敦促冯·里宾特洛甫在关于合并奥地利这一问题上对英国撒一个〃合法〃的谎，并且引导里宾特洛甫继续撒谎；戈林对捷克人许诺，而随后又违背诺言；斯佩尔甚至建议欺骗法国人，让法国人公布他们对犯人的专门训练。
这种直接的谎言还不是唯一的骗术。他们都用纳粹那种模棱两可的欺骗方式讲话，以欺骗容易上当的人们。在那本具有讽刺性的婉辞的纳粹词典里，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就是屠杀的代名词；对战俘的〃特殊对待〃就意味着处死；〃保护拘留〃就是指送进集中营；〃责任劳动〃就是奴隶劳动；而〃采取一个坚决的态度〃或〃采取绝对的措施〃则意味着无限制地奴役行为。在我们接受他们这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语词时，我们必须去寻找它暗含的意思。
戈林在誓言中向我们保证，帝国防御委员会从来没有像〃这样〃开过会。当我们出示他主持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他所做的大部分讲话时，他提醒我们想到了〃这样的？quot；，而且他解释说，那不是帝国防御委员会〃那样〃的会议，因为有其他的人在场。戈林否认〃威胁〃过捷克斯洛伐克声称他只是告诉哈查总统，他〃讨厌轰炸布拉格这个美丽的城市〃。
除了这些彻头彻尾的谎话和模棱两可的鬼话外，还有其他一些让人想入非非的解释以及荒唐的表白为特征的陷阱。施特莱彻郑重地坚持认为，关于犹太人，他唯一的想法是将他们重新安置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对他毁坏犹太人教堂的原因，他平淡地说，那只是因为它们在建筑风格上令人讨厌。罗森堡通过他的律师表白说，他总是考虑用一种〃骑士风度的解决办法〃来对待犹太人问题。在合并奥地利以后，在认为有必要将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除掉时，冯·里宾特洛甫曾使我们相信，奥地利总理是在一个〃别墅〃里休息，据披露，这个〃别墅〃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在本法庭的记载中，充满了他们掩饰与逃避责任的其他例子。甚至沙赫特也显示出他在采取纳粹的态度，即〃成功就是真理〃。他在面对法庭关于违反誓言与撒谎的一长串记录的盘问时狡辩道：〃我认为，当你领导某个人时，不告诉他真理比告诉他真理，更能让你成功。〃
这就是纳粹主义分子的哲学。当他们多年来欺骗这个世界，用花言巧语来掩饰他们的谎言时，对他们在这个被告席上仍然信守他们终身的这个习惯，有谁会感到奇怪呢？可信性是本案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只有那些在过去10年中没有得到过沉痛教训的人，才不会怀疑这些总是在玩弄他们那些慷慨大度、轻易相信人的花招的家伙，会在这儿故伎重演。
这些被告现在试图推翻这个事实，要本法庭说他们没有犯下计划、执行和共谋这样一长串罪行。他们站在本案记录面前，就像沾满鲜血的格罗斯特站在被他杀死的国王尸体旁一样，他哀求国王的遗孀，就像他们哀求你们一样，说：〃我没有杀死他们。〃这个皇后回答说：〃那么，你说他们没有被杀，但他们现在死了……〃
如果你们准备说这些被告没有罪，那么，就等于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屠杀，没有过犯罪。
第八章 威廉·昆斯特勒：芝加哥7人案
1． 法庭里的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了让人诧异和矛盾的年代，报纸上充斥着令人瞠目结舌的太空探索的各种胜利，但与之相对的，则是关于地球上的最新暴行的报道。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自由主义者把平等的思想带入对此持敌对态度的地区，种族隔离主义者则以子弹和炸药来回答。1963年，伯明翰的一座教堂被炸毁，许多黑人孩子死于非命。民权运动领袖梅迪加·埃维斯因试图把民权的种子播撒在南方而被杀。1968年，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一家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被暗杀。
当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日益高涨时，另一起事件又在东南亚爆发了。60年代初，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来到越南，肯尼迪政府制造了一起军事政变，从而导致南越领导人被杀。于是，冲突升级了。
美国大兵的尸体不断被运回国。威廉·凯利中尉带领士兵大肆屠杀越南平民。也许，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美国民众在吃晚饭的时候，从6点钟的晚间新闻节目里，栩栩如生地看到当北越发动〃春季〃攻势时，发生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那一场激战。为此，美国民众展开了辩论。
自从南北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一样，让美国人产生两极分化。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之间，彼此争辩，相互反对。辩论蔓延到了街上，抗议犹如野火般猛烈。对于那批在珍珠港事件后踊跃报名参军的美国人来说，留着长头发的嬉皮士烧毁征兵卡的场面，使他们觉得嬉皮士们像是在卖国。
1968年的夏天很快就来到了，全美国犹如一个火药桶。
6月，罗伯特·F·肯尼迪为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以种族间互谅互让和让美国士兵从越南撤军为主题参加竞选，并以成功者的姿态出现在洛杉矶的大使旅馆。离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开幕还有1个月，肯尼迪看起来仿佛是不可战胜一般。但就在他结束演讲后不久，枪声响了起来，又一个肯尼迪在美国人面前殉难了。他蜷缩在服务员的怀里，躺在旅馆厨房里的地板上。
两个月后，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为延期举行的民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