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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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有读者以为这纯粹炫耀面子，便大错特错了。比面子虚荣心更重要的，是以面子生财，吃小亏占大便宜，其中亦不乏骗术。豪华轿车是谈生意的障眼法，商人未开谈判先看气派。门面做得好，客户被蒙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也稀里糊涂、多多少少掺杂对主人实力的相信，便乐于与之交易。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找有实力的做生意乃是天经地义。撑门面可以一举两得，做人既风光，生意又做得好。
一次，一个沿海小市（姑隐其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山区寻求商机。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境内群山逶迤、山路崎岖，情状不逊于蜀道之难。从沿海到山区，交通工具自然以飞机最适宜，可避免舟车劳顿。然而徒步进山城，爱面子的老板们深恐当地民众不信自己是大老板。“震慑”，对于爱面子的人，以及对于讲面子的江湖文化，那是需要的效果。既然说白了，撑门面不乏骗术成分，不如干脆多榨些油水。在充门面思想主导下，老板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凯迪拉克、林肯、奔驰、宝马组成的豪华车队（主要是二手车），颠簸辛劳、浩浩荡荡开进山城。霎时间，整个山城被镇住了，万人空巷，民议沸腾，达到了老板们的预期效果。宾主数日言欢，商人们在山城买下大片土地，签下一摞摞意向书，暗地狂喜而归。
在商业法系尚未健全之时，有面子不仅省去资信审查的麻烦，甚而虚提资信，产生“泡沫经济”效应。
在商界，类似例子不绝于耳。有位商人驾驶宝马轿车去有关部门办出境手续，办事员顾自忙于审视文件，头也不抬撂下一句：“回去补办担保！”，忽又抬头看见豪华车，忙改口道“开宝马来的啊，那就不用了”。这是当地的一件真人真事。驾驶豪华车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担保，至少在这等小事上是担保。在办事员看来，这么大的款儿，总不至于放着家当不顾，潜逃不归。
在深受江湖习俗浸染之民间社会，或江湖化社会，面子作为一种资源，与其他资源——权、钱、关系、信息等可以相互转化。譬如，面子可以变成关系；反过来，拥有关系也滋生面子。面子可以生成钱财和权力，如上例交易和借贷资信；反过来，有钱有势也很有面子，受不少人羡慕。
基于这种相互转化特性，面子实际蜕变为一种工具，从尊严价值蜕化为敲门砖和垫脚石，被彻底工具化了，凭借面子可达到实惠目的。
面子之能够成为工具，背后基于一个社会原理：
面子在江湖社会，或江湖化后的传统社会里，代表社会地位的相对优势。
在一个大量遗存“上下有别”等级的社会秩序里，地位优势是一种活跃因素，它能主动带来收益优势。面子是生活质量的温度计，是江湖“混”得好歹的指针。一人混得好不好？看面子便知。是故，面子变成群起效尤追逐的目标，有时导致供不应求，稀缺之下有人需要交易，用金钱来买面子，用财物换面子——譬如捐官，或捐慈善，面子的交易性油然而生。
面子是一共同体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因而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公共资源一旦匮乏，人们只能用高价购买，这个交易过程导致面子工具化。
关系网络自治
面子的第四种作用，就是维持传统社会形态——关系社会、民间会党和家族社会的自治，帮助这类共同体建立个体约束机制，减少行为出轨，维护秩序。它的特点是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从个人内心做起。
中国处在一个后传统时代，也称转型时代，一面宪政制度迅速崛起，一面传统习俗的惯例制度依然起作用。在中国比较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群落——家族、宗族、乡村、街坊、行业圈、关系网，乃至江湖行会、行帮、教门……一切尽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社会学称之“初级群体”，俗话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此处，“初级群体”是理解关系社会的重要概念，它是关系网这一现象的属性。关系网，是“初级群体”之一种，其他种类还有帮派、邻里、乡党、家族等等。
最典型的初级群体是“面对面”交往依托的群体——家族、宗族、街坊、熟人或乡亲等。离开了“面对面”的感性交流，纯粹依靠公文、法令、书信等抽象媒体，面子便无所依托。试想，没有人热衷于对着陌生人或公共场合讲面子，那是对牛弹琴。面子，是小圈子的面子。面子的根本诉求，在于寻求熟人面前的心理优势——“我比你行”，或者“我比他行”……共同体将这种优势给予他，既是讲面子人的得意，同时也意味着对周围人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甲影响乙的同时，乙也影响了甲，最终要建立一个均衡，达到秩序自治。面子做秀的过程是互动的，每个人讲面子的同时，社会也按照一定规矩塑造了他，使每个人都融入规则。个人得到面子，社会得到秩序。面子促进关系社会的自治。
关系社会是“无为而治”的松散人事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中心，没有警察法官，全靠本人自觉守法，自愿维护秩序。以现代宪政学的观点看，关系社会也遵循一种“自由秩序”原理，遵循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这类似于道家的政治概念“无为而治”。
关系网的性质可以“无为而治”，不需要专人维护，秩序自然天成。在无暴力胁迫下，当事人之愿意维护关系网秩序，就其原因有二：一靠利，二靠面子。说利益，维护关系规则，等于维护自己财路，但凡劳动、雇用、生意、为官等，一概依靠人缘。面子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讲面子就是进入角色，不讲面子就是拒绝角色。进入角色就是遵守规则，弘扬共享价值观。一旦个人照此执行，众人面前就很有面子。大家羡慕发财，你发财了；大家羡慕轿车别墅，你有了；大家谈美女，你娶了……如此，面子制度客观上等于一种快乐工具，有面子等于快乐，群体借快乐规范了个人行为。这就像大自然，借性欲诱使人们生育，使人们毕生辛劳。面子实为一种“面子欲”，人们欲罢不能。
人称国人素质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留意，显露坏习惯大多不当着熟人面，即尽量不在熟人面前没面子。作者尝跟踪调查询问，答案还是“不好意思”，或“没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随地吐痰、墙角溺尿，“顺”人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后很脸红。但是，一旦没有熟人在旁，这一切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尤其江湖化的男人来说，又是如此自然而然，俨然旁若无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诉求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在民间生活，面子文化变成一种约束，防止行为出轨。面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苦行。反过来，作为奖赏，它带给个人满足和荣耀，不管是真实荣耀还是虚拟荣耀。一旦虚拟化，就变成鲁迅式的阿Q。从这种层面说，面子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元素，是可言说、可执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德。
于是，在众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担了某种整形作用，对个人一言一行细加督导，从而维护群体自治。
中国地域辽阔，爱面子风气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操闽南语的闽南、粤东至台湾尤爱面子，而操粤语的珠江三角洲甚少爱面子，说话可以直来直去，不怕伤人。面子风气不同，时兴的做人方式也不一样。譬如贪官腐败，以贪多少金额为目标，有何自律，是否越多越好，两地大抵不同。当然，贪官本来没良心，不讲道德，也不顾法律。良心自律机制是不存在的，但是面子自律机制存在——我知道我很黑，但我不能容忍别人说我黑。这是讲面子的贪官的特征。这里说说面子与贪贿目标的内在关系。
腐败现象在不同国度有不同模式。在中国，腐败者绝大多数以关系网和死党为依托，如此一来，作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几个哥儿们集体犯罪，攻守同盟，共进共推。腐败的方式，与江湖团伙斗殴的方式并无不同，肥肉若想一人独吞，在中国难上加难。近十年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案件。窝案联手经营的战略，植根于人脉关系，机制是交换人情，我跟你“帮忙”，你给我“感谢”。“权力寻租”多半以“人情来往”兑现，通常数字不菲。如此一来，腐败与人情味混淆不清。
腐败一旦借助于关系网，操作自然与面子有关，受面子因素制约。换句老话说，既然是大家伙一起捞食，拿钱也要漂漂亮亮，脸上有光，不犯规矩，不遭大伙嫉恨。
在金钱面前，讲面子多则约束多，讲面子少则肆无忌惮。所以在行腐败时，面子也是一种自律机制。腐败，腐到什么程度，面子参与做主。此时，面子称为“影响”和“名声”。但凡顾忌“影响”和“名声”，就是顾忌面子。无形中，构成贪欲边际。从这种意义而言，不讲面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它的好处是捞得更多；坏处是倒霉更快，因为不讲面子，没有人缘。讲面子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看起来好似吃亏，其实也是一种均衡。要捞一起捞，要倒一起倒。一圈人倒，比一个人倒困难得多。
各地面子民俗多有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影响贪官策略以及结局。若面子风气淡，贪官便如狼似虎，经常单独作案无所顾忌，腐败涉案金额巨大惊人，八辈子用不完。
不讲面子铸成单案，讲面子铸成窝案。因为面子与“窝”——关系网和死党，一脉相承。如果借助关系网和死党，案情既不容易败露，数字也难达到如此巨大，彼此关系盘根错节，有许多顾忌因素——家口老小、三姑六舅……此时，面子和人情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从江湖意义上说，腐败仅是“混世”方式的一种，与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做坑蒙拐骗无异，腐败者本人把腐败当作谋生，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家庭、家族和亲戚朋友等传统价值。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故而腐败者必顾及自己名声和影响，因为它比钱财重要。有此顾忌，便形成一个“面子自律控制腐败规模”的制约，目的是维护家庭亲情的稳定，而非损害家庭，自己远走高飞。也就是说，在腐败与恋家之间存在一种博弈，顾及面子是一种均衡。
这是一种微妙的价值差异，演绎结果始终不同。譬如勒索一项工程，爱面子的腐败者必关注建筑外观，甚至夸张地加以美化，坚决不搞成“豆腐渣”。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勒索越多，越要美观，欲盖弥彰。就在这种观念背景之下，作为行贿者的建筑商，相应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潜规则”，老板、工头、师傅一应知晓，构成腐败分肥的安全机制。顾忌面子、名声和影响，可保大家不出事。盖一栋大楼，水泥标号可以降几分，钢筋可以抽掉几根，盘圆可以烂到哪一地步，劣质水管如何假冒国标，根据建筑性质和用途都有相应的经验数据，以此达到一个最优策略均衡，保障双方利益最大化。施工一旦越过这些常识，极易生成倒塌事故，不同的当事人都会站出来拒绝，避免后患。
只要有面子制度的无形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