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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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手机在中国就是一个很有江湖意味的道具。手机与江湖人有天作之合，只因江湖人骨子里属漂泊者，生活走来走去，行踪不定，手机正可派上用场。围绕手机，产生了许多逢场作戏的文化。譬如将手机倒扣于脸盆屏蔽信号，或者干脆开机状态下取下手机电池，既不显示关机，又不在服务区内，既可以躲避也不授人口实，令呼叫者无可奈何。手机来电，若是追债、求情、老婆查岗之类麻烦事，你不接听，随后必有麻烦。下次见面，情面如何过得去？所以，一定要逢场作戏，靠即兴发挥的假话缓冲紧张——东北人说“忽悠”，福州人说“满说”，上海人说“捣浆糊”。编一堆瞎话，撒些无关痛痒的谎——譬如忘带手机、正在开会云云。只要属追债、求情一类情景，对方也知道你撒谎，无奈之下也予以接受。不接受又怎样？无非大家反目。反而，你撒谎有利于保全他的面子，不是不尊重他，而是粗心和疏忽。若戳破真相岂不是拂他面子，大家下不来台？故而大家心照不宣，该追债的继续追，该求人的厚着脸皮求人，该躲的继续躲。就像一场战争，攻者继续攻，守方继续守，看谁坚持到最后。
大部分演戏带有程式性，像民间戏曲一般拥有相对固定的台词和脚本。中国人常说：“舞台小社会，人生大舞台！”做戏与做人一脉相承，这也是中国民间戏曲发达的社会基础。但凡某地逢场作戏文化繁荣，地方戏曲必根基深厚。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前者未必是后者必要条件，却肯定是充分条件。逢场作戏文化促进了戏曲生活，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滋养。
晚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初到中国，惊诧于中国人的演戏本能无时不有无时不在。譬如，两人吵架，旁边分明无人，当中一人偏要转过身来，指着周围一个空地方，口中念念有词，大声叫道：“你，还有你，大家都听到了，这可是他说的！”仿佛周围真有证人存在，仿佛他不是自己，而是戏里某个角色，仿佛台下黑压压一片观众。①这种情景，现在渐渐稀少了，真正是改革开放消灭了这种性格。仅仅在三十年前，在作者少年时候，仍时常看到成年人如此装腔作势。
演戏的核心是程式，尤其是脚本和台词，这种程式与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生活就是戏，戏就是生活。生活里演戏与戏里演戏，不可能断绝关系，面子文化与戏曲文化一样源远流长，甚至比戏曲艺术更久远，对戏曲艺术影响颇深。不管面子影响戏曲多些，还是戏曲影响面子多一些，二者相辅相成构成艺术社会学的互动是毫无疑义的。每当戏曲角儿一身行头上台，“哐切”甫一亮相，十足地有面子，台下叫好声一片，既为演员的做功喝彩，也为有面子的感觉称赞，那一瞬间浓缩了面子文化的精华，是面子痴迷的集中体现。
“亮相”和面子，都牵涉人的脸。究竟是“亮相”继承了面子，还是“亮相”启蒙了面子，只有戏曲史家才可考据。然而，二者共处一条演戏生态链，是面子文化不可分割的元素。演戏源于面子，面子源于名分，名分源于礼教。
生活演戏的脚本，源头来自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古人向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各种行为都有程式和脚本，不可随意篡改。儒教千年熏陶，遗存的不仅是仪节，同时还有形式主义的思维定势。儒教衰亡后，演戏的剧本不再囿于残存的儒教，也可以改作其他新教条。套话、官话、官样文章仍不绝于耳，内容与儒家没关系，譬如某某主义、某某精神，模式源于儒家。“文革”时代“批林批
孔”——已经开始批判儒家了，报刊社论仍是科举八股。换言之，以儒家的方式批判儒家，无非一场笑话。
逢场作戏的程式和脚本，不囿于儒家“三礼”，可以是任何时尚和主流规范。
中国最小的逢场作戏是寒暄。“寒暄”这个词，本身具有演戏意味。两个熟人街头偶遇，大抵会应酬，不像外国人见面“哈罗”一声完事，若是两个男人，还要掏出香烟，倚着墙角对吸，消磨功夫。寒暄即是应付，并无知心话。中国人很少在街头说知心话，大多是逢场作戏，事先编好了台词——好久不见/混得怎样/老人还好/孩子胖了/有空来玩/啥时聚聚……应酬的话语，都是陈词滥调，却不能不说。这是台词，是寒暄的礼节。这个仪节暗含一种表态，互相留个情面，认同这层关系。如果不再想留情面，不认同旧关系，寒暄就可省却。
中国的逢场作戏是面子制度的产物，面子制度相当于西方社会角色体制。可以说，面子是中国式的角色体系。世界上任何角色体制分裂后，都可能导致逢场作戏。中国面子敢称世界第一，若延伸到演戏，戏子精神未必敢称第一，只可称一流。论及此，美国社会不遑多让。此处将美国演戏做一借鉴，以比较文化的观点探求演戏的共性。
美国人没有礼教，但是拥有强制性的价值规范——资本的专制和形式主义的个人主义，偏执的个人独立观和游戏式的两党政治。这些东西形成的游戏规则，个人不论认同与否，都要遵照执行，还要假装出热爱与执著。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去美国生活，能感受到类似的舆论专制，自由名义下的不自由感，以及权力的压迫感。价值规律的压力，是演戏的根源。
美国人，小到白领求职面试，大到总统竞选，都演戏。譬如就业指导书籍通常强调找工作要善于夸大其词，适当吹牛。按照一般规范，美国人求职默许吹嘘，可以适当夸大。一般先摸清公司底细，然后刻意装扮自己是公司急需人才，面试时表演一番。考官问：“会开车吗？”“当然！”“会打字吗？”“当然！”不妨先应承下来，然后现学。
吹牛是演戏的一种，即表演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的角色。环顾世界，几乎所有移民国家都或多或少流行吹牛性格，即演戏文化。吹牛是移民社会不可避免的传统。在中国，是混子；在美国，是牛仔；在日本，是浪人；在欧洲，是骑士。在中世纪农耕社会，人民定居一地，朝夕相处，知根知底，连隐私概念都不存在，更不用说吹牛了。近代以后，伴随工商化进程，人民开始大肆迁移，移民格局逐渐生成。移民之间了解不深，在交易中留下虚提信用的空间。吹牛作为一个技术惯例，借以展开各式各类逢场作戏活动，并被默许、吸收进社会交易体系。
好莱坞的商业娱乐片，也属这方面典型。本来无非渲染暴力和色情，刺激观众胃口，却要编造主人公维护正义、英雄救美人的苍白故事。这也是名实分离，逢场作戏。
至于总统竞选演说，更无几句实话。候选人台上口若悬河，絮叨的都是台词，多半与真想法不相干。竞选班子先做民意调查，自此基础上设计演讲稿，诓选民上当，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譬如，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当参议员时曾投票赞成布什出兵伊拉克，一旦着手竞选总统，态度180°大转弯，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原因很简单，做参议员代表利益集团的声音，竞选总统代表选民的口味。他竞选失利的原因，或许与两面派脱不开关系，选民们认为其不可信。无独有偶，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参议员，起初主张巴勒斯坦单方面立国，后来为争取犹太人选票慌忙改口，狠狠威胁说：“如果巴勒斯坦单方面立国，就给它颜色瞧瞧……”前第一夫人想干什么，只有天知道。
美国这个典型的吹牛移民国度，其价值体系不仅认同日常社会的演戏，而且还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在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戈夫曼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被奉为经典。按照戈夫曼自己的说法，该书主题在于“如何管理自己给别人的印象”，用中国话说，就是教人如何做面子、演戏。也就是如何装扮自己，给人以假象，诳人上当。演戏在美国，不光合理合法，居然还有理论，令人大开眼界。这是美国演戏比中国还要高明之处。
但凡演戏，都有规范与事实的冲突，这是名实分离的起源。只不过各国规范不同，演戏也不同。
美国人演戏的根源，是基督教传统信仰与极端功利主义之间的紧张。基督教是美国人的精神名片，是名义上的价值主流；而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实际上的主导价值观。美国人从近代走向现代过程中产生了精神蜕变，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取代了基督教的核心地位，但是基督教的正统地位依然被保留。功利主义者掏空了基督教的价值内核，保留了基督信仰的空壳地位，从而产生了美国式的“名实分离”——基督教正义与极端功利主义的分离，导致美国人在公共领域里逢场作戏，特别是涉及信仰和价值领域演戏，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人演戏囿于信仰和职业能力这两块，不似中国人演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从这一点上说，美国人演戏容易看透，但凡涉及“耶稣”、“正义”、“人权”，不轻信便是。或者拿起鲁迅“推背法”，从反面推导真相。他说耶稣就是亵渎，他说正义就是贪婪。
弄虚作假
逢场作戏往前走一步，便是弄虚作假。这一步乃是诉求真利益，譬如，钱与权，不再是演戏务虚。
有一座小村庄，几个村干部早就盯上村里砖瓦厂欲据为己有。1995年，国家鼓励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建立村民股份合作企业，此乃天赐良机。几个村干部遂趁机向村民们“宣传”上级政策，然后做一个假账，超低廉价地将砖瓦厂变成自己名下的合伙企业。捞到好处后，年底尚可向上级写总结汇报，又成了“推动改革”“办实事”的政绩。
演戏一旦存心蒙人，诈骗牟利，就变成做假。因循逢场作戏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做假也戏味十足，与演戏难解难分。演戏和做假，既相通又相异。演戏要假戏真做，做假也要借助表演，二者密不可分，不过它们有一道楚河汉界——利害关系。演戏无关乎利害，只关乎面子应酬，是逢场作戏。戏是艺术，艺术则无关功利。做假绝对关乎利益，利益是做假的动力，做假是谋利的手段。逼近利益的演戏，便是做假；无关利益的做假，才是演戏。
做假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官场和商场。在朝为官，对上虚报政绩，掩盖过失；对下编造税名，强行摊派。这已成为历代官场的老大难。做假导致官方的社会统计数字丧失信度，朝廷决策丧失依据。譬如，《二十四史》里粮食、人口、耕地数据，不少地方前后抵触，许多官员根本不调查当年粮食、土地和人口变迁，而是抄袭上年数据，稍作随机增减。
当代也有许多种假执法，一些投机钻营的官员，借执法之名行敲竹杠之实，四处敛财。一些地方的交警、路政、计生、工商、税务、城监皆不乏其例，一旦贿赂到手，就网开一面。一个交警私下里透露，他没钱就上公路提款。依他的说法，公路就是他家提款机。一次，一位倒霉司机只塞了100元给他，他装腔作势嚷道：“你把‘政府’看成什么人，就这么容易让你糊弄？！”司机再加100元，他不吱声了。假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