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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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第三部分：历史荷兰使节团来访
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 Titsingh， 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92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93。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94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95。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从中国的礼仪，因此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受到善待，日程包括在1月27日跟乾隆一起参观天坛。他们毫无疑问比英国人看到了更多北京和附近郊区的景观。96
荷兰使节团跟随乾隆于1月30日来到圆明园，并在海淀留宿。到了第二天的清早，荷兰大使在这座御园内也行了跪拜礼。在太阳初现之后不久，八十四岁的乾隆端坐在位于“山高水长”大校场里的一个蒙古包内的扶手椅上。他同时接见荷兰与朝鲜的使臣，而朝鲜的使臣是专程来敬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乾隆后来邀请这些来自朝鲜与荷兰的宾客，跟他一起在这个大校场的林间空旷的地方，同进早膳。每一张桌子摆满五十道菜和葡萄酒，并且有惯常的杂技和舞蹈表演。上了年纪的乾隆亲切地跟他的宾客们讲话，并以音乐和相声来娱宾。可是，范巴澜并不喜欢这种中式娱乐表演，因为他不能理解表演的内容而感到厌倦，所以一点趣味都感觉不到。其后，他们一行人很不寻常地被带去参观“九州清晏”内的皇帝寝宫。蒂进的观察记录如下：
无论是实景或图画，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迷人的地方。我们乘坐用黄绳拉动的雪橇，从这里跨过雪地到另一边。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五座跟北京那些庙宇一样漂亮的庙宇，但它们所在的位置却优于北京的庙宇，除了它们是建筑在山坡上的台地之外，也因为周围的景色和假山，以及水景一览无遗的视野。对岸漂亮的建筑跟整个区域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以更高的规格展现在这里。美景让人心荡神移。97
荷兰人刚好赶上与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共度热闹的元宵佳节。他们于2月3日晚上在大校场看戏和欣赏烟火。第二天早上，他们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里的正大光明殿共进早膳。他们于2月5日再一次欣赏烟火，并在观看两条舞龙追月的节庆表演之后，就在隔天离开圆明园回到北京。98
荷兰人能如此广泛地参观圆明园，似乎主要归因于乾隆宠臣和的热情款待，荷兰人称他为“和中堂”。和有耐性地向荷兰人讲解如何分辨不同种类的金鱼，陪他们在结冰的水道上游览，甚至参观乾隆的寝宫。范巴澜注意到，皇帝的寝室由整齐的中式家具布置，摆设了少量的书本和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99
荷兰使节团也参观了万寿山下一座极其壮丽的新宫苑，应该就是清漪园（晚清时改名为颐和园）。他们更观看到乾隆乘坐雪橇在结冰的湖（应当是昆明湖）上滑行。范巴澜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浏览到长春园内西洋楼的欧式建筑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和没有让这些欧洲人去观看那些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建筑，但是在乾隆的赞同之下，和送给荷兰使节相当珍贵的礼物，并以角力、摔跤、音乐、烟火和乾隆御前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他们。范巴澜也看过以汉白玉铺成的地板和挂上许多灯笼的正大光明殿。在当时，很可能没有一个欧洲人比范巴澜能观赏到更多的圆明园景区。100
荷兰人跟英国人不同，他们没有挑战东道主的体制，所以不会有芥蒂，而事实上他们正巧跟朝鲜使臣一起抵达，并恭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大庆，也给了这位高贵的老皇帝一个好印象。荷兰使节团对于跟朝鲜使臣一起向这个天朝大国进贡，似乎也无怨言。
荷兰使节团在1795年2月8日又从北京回到圆明园，出席在“山高水长”举行的更大型盛会。在这个场合里，蒂进和范巴澜对乾隆的风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注意到乾隆身躯挺直，没有任何人扶持，他的身材要比一般人为高。101荷兰使节于2月10日在紫禁城接受另一次召见，乾隆除了赠予礼物之外，也写了一封信给荷兰国王（当时已经流亡到英格兰），强调自己的宽宏大量，但在维护中国体制上，保持不可动摇的立场。荷兰使节团在2月15日离开北京，在他们南归的路上，顺道游览了杭州，于1795年5月9日回到广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使节团出访的成就，礼仪明显多于实质。
第三部分：历史阿美士德使节团来访
由于乾隆皇帝把英国人与荷兰人视同朝鲜人，为进贡使臣，因而他未能领会到欧洲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重要性。即使马戛尔尼爵士尝试在圆明园里刻意地公开展示当时最先进的加农炮来引起乾隆的注意，但乾隆却完全没有因警觉而产生忧虑和不安，连他庞大的官员群里也没有人立刻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当英法联军在1860年占领圆明园时，两门山地榴弹炮依然安静地摆在正大光明殿附近的建筑物里，跟无数的玉石、罐子、珐琅器和钟表放在一起。102这些枪炮被收藏的方式跟珠宝和罐子没有两样，显示出乾隆把这些枪炮仅仅视为新奇的玩意而已。
这些由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献给乾隆皇帝的枪炮，和三辆由朗格戈（Long Acre）的哈契特（John Hatchett）制作的优美舒适之马车，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一直被放置在一座建筑物里，作为进贡的纪念品。荷兰人范巴澜看见马车时，“仍然是油漆精美，完美的亮漆和整辆马车光彩如新”。五十多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时，英军统帅额尔金的传译官罗伯斯温豪（Robert Swinhoe）在园里发现由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三辆马车，其中两台仍然“完好无缺和运作良好”103。关于乾隆皇帝为什么继续使用他粗糙笨拙的马车，而从来不使用英国人给他带来的优美而又容易操作的马车，发人深省。哈契特设计的马车明摆着没有把中国的礼俗考虑进去，所以驾马车的人坐在隆起的箱子上，高于皇帝的座位，并且背对着他。从这里可以知道，乾隆情愿为了御座的尊严，不惜牺牲现代工具的便利。
马戛尔尼使华多年之后，伦敦于1816年又派出另一个使节团到中国，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嘉庆皇帝跟他的父亲一样，没有了解到英国的强大武力，再次把英国来使看作来自异邦的进贡团。依照1793年访问的先例，嘉庆同意亲自接见，提供盛大的宴会，并在圆明园内招待来使，而且排定了七天的日程。第一天在圆明园里款待英使；第二天在同乐园听完戏之后，于正大光明殿正式召见来使；第三天在正大光明殿设下盛大宴会；第四天带英国使者游览万寿山一带；第五天在圆明园内与使者告别；第六天，在礼部设官方的告别宴会，并在紫禁城举行赠予英国人礼物的仪式；最后在第七天与即将离开北京的来使告别。104这个日程显示出嘉庆对使节团的理解跟乾隆并无不同，都认为像一般的进贡团一样，仅仅只是一种仪式的、惯例的、游乐性的活动，跟英国要扩大贸易的目的，明显地大相径庭。
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伯爵率领第二次来华的英国使节团。尽管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经超过二十年，但中英之间的彼此了解并没有任何改善。更何况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伦敦做出妥协的意愿很低，特别是在跪拜问题上，更无妥协的余地。
阿美士德抵达天津之后，即表示他将脱下帽子三次和点头九次，作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中国官员驳斥说，马戛尔尼在1793年来华时曾经行过跪拜礼，甚至点名要在阿美士德一行人中的年轻的斯丹敦作证，马戛尔尼的确行过跪拜礼。当年仍是孩童的他，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使华。当斯丹敦回答说，他已经忘记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国官员勃然大怒，并强调天朝所定的礼数是要求所有大小官员，和来自包括安南等数十个属国的使臣，都要在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他们坚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接受中国礼仪的话，皇帝肯定不会接见他们。阿美士德因而一再受到中国东道主要求遵从跪拜礼仪的压力。105这种争议引起并加深了双方的恶感。
当阿美士德坚决拒绝服从之后，他们的队伍就停滞在距离北京十公里的通州，虽经十天的紧张谈判，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阿美士德一行75人继续往圆明园进发。他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抵达海淀留宿。嘉庆皇帝显然不知这些远客有多么疲惫，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节。但是阿美士德不愿以疲惫不庄重的模样出现，请求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更改钦定的日程，因而粗暴地强迫英使准时去觐见皇帝。阿美士德勃然大怒，断然地拒绝中方的施压，这立即引起中国官员的反感。他们上奏朝廷，斥英国人态度恶劣与妄自尊大。嘉庆在不良的干扰之下，立即终止使节团的一切活动。这等于驱逐出境，英国使节团就此回国，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圆明园也一眼都没看到。嘉庆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特别抱怨阿美士德拒绝接受马戛尔尼在1793年行过的跪拜礼。他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给英国使臣。106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昏岁月（1）
乾隆于1795年禅位，并非真的要交出权力，而是他曾经向神明许下诺言，为了感谢上天赐予他的长寿，他不会在位超过六十年，因为六十年在中国传统纪年里是代表一个甲子的循环。他因此在1796年2月9日中国的农历新年，召集他的儿子们来到圆明园的勤政殿，任命他的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