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相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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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什么，说明自己已经老了，已经没有一点创新意识了。正如职工给我们提的意见，说机关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不平易近人，用有色眼镜待人。有的更难听，说我们是山间竹笋，是老机关。看来我的确是老机关了。平时不太注意，以为自己向往柴达木，向往曾母暗沙，向往一些遥不可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是年轻。“总结”证明自己老了。生理年龄不大，心理年龄却已枯朽。虽然，常常也会自我安慰，作为一个女孩是有点大了，作为一个少妇还是年轻的，作为一个情人还是合格的。风韵十足，女人味也算丰富。尽管李捷说，世界上有两种女人最没女人味，一种是女政客，一种是女作家。我就庆幸自己既不是政客也不是作家。但李捷大概还没意识到，或许意识到了，只是不愿意说穿，女性老机关也是最可怕的。整天泡在会议、文件、报告、报表、总结中，这种人还不如政客和作家。论作为没有女政治家大，论才华不如女作家强。说白了就是介于女政治家和女作家之间的众多机关混混。整天装模作样，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既没实权，又无灵气。
可悲的是，对这种一成不变的公文还不厌其烦，乐此不疲。还打什么字？一个没家没室，没有光明正大爱情的大龄女子，如此热衷这种烦琐而重复的工作，简直就是麻木和可怜。我“咵”地敲了一下回车键，稍没注意就把刚打的几行字全删了。本来是要保存的，大概手指伸长了点，把删除键也按了。删除就删除，这种文字本来就不应该在世界上游荡，一点不比江河上的漂浮物洁净纯粹……鬼使神差，我把鼠标点击到收件箱。好极了！收件箱有两张圣诞贺卡。圣诞老人托着长长的礼物袋，行走在风雪飘飘的乡村。礼物袋上有几个破洞，老人一边行走，礼品盒一边丢落。走一路，丢一路。到了后来，袋子就空空如也了。美妙的音乐叮玲叮玲响起来，节奏明快又清脆。一边听音乐，一边打开写信栏。继续给李捷写信。想告诉他，昨天晚上我是怎样熬过平安夜的。
每天互发电子邮件是我和李捷的主要功课。互相交流一下一天的时间安排，倾诉相互的思念和牵挂。我得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他，特别是昨天晚上的经历。昨天不是平安夜嘛，现在的中国，平安夜和情人节已经是年轻人重要的节日，和老年人过除夕一样蔚为壮观，热气腾腾。我开始书写，并在脑海中不断回忆……昨天晚饭后忽然想去街上走走，便给几个平时处得好点的同事打电话。她们像约好一样一律在街上吃饭。要么是部门同事聚餐，要么是家宴。手一直握着电话，握着握着脑海就一片空白。大型企业人际关系比较封闭，没有企业以外的社会关系，没有单位以外的亲戚朋友。当再也想不出可打的电话时，便想起了李捷。他自然和家人在一起，而且在千里之外。只好在心里嘀咕了一声。穿了大衣独自往街上走。
我没走灯火辉煌的主街道，而是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巷子很窄，很黑暗，月亮很寡淡，星星很清冷。双手插进大衣口袋，慢慢向前。李捷此时在干什么，给妻子挑选玫瑰还是巧克力，当他将玫瑰送入妻子怀抱时，会想起我吗？想起遥远的、有冰雕的北国吗……在一家歌舞厅门口站着几个值勤的警察，警察身后十米开外有个巨大的垃圾堆，几个乞丐正在烧烤垃圾，篝火燃烧得很雄伟，很猛烈。破鞋烂袜子燃烧出浓烈的气味。警察没挪动步子，好像乞丐不存在，烈火不存在一样。警察的注意力被歌舞厅门口的圣诞老人吸引。圣诞老人一律红衣服，红帽子。帽子长长的，搭拉在后背，末尾处掉一只红绒球。还有一挂浓厚的雪白胡子。圣诞老人四处奔跑，腰板挺得直直的，在夜晚的冷风中蹦跳自如。歌舞厅门口张灯结彩，音乐舒缓优美。还没走到大门跟前，两个圣诞老人就向我鞠躬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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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的名义
圣诞节那天（5）
办公室门吱地一声开了。我慌了一下神。一个老年男人正往我跟前走。我赶快站起来，往他跟前迎。这样可以挡住他的视线。以免他一眼看清屏幕上的文字。虽然依稀记得他是一名管道工，认字水平不高，但还是阻拦他的视线。我说，王师，请坐。并抬起胳臂指了指沙发，想让他坐在刚才李师傅坐过的地方。但这个人并不听指挥，依然站着。我也只好站着。两人挨得很近。他把手中的红色小本子往桌上一甩，说，你们咋办的待遇证？同样情况，你给人家办三个人，给我办一个人，是不是你们关系近，我没有关系！
我赶快解释说，在我手上，只给一个职工办过三个人的待遇证，那个人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把话说得很有底气，因为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人和他在一起上班。这种没多少文化，眼界又不开阔的老职工，眼光跟老鼠没多大区别。一天除了上班就是吃饭，然后就巴望着子女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找份好工作，不要让老年人养年轻人。除此之外，就想着单位哪天发苹果，哪天发洗头膏，哪天老乡战友同学的孩子结婚，得包多少钱的红包。
李捷说我聪明，在这一刻表现的就相当出色。因为这个老管道工没有那位前任军官的威慑力和挑衅性，家族关系也不会怎么硬朗，接待时就少了畏惧和胆怯。我快速从办公桌上抓起公示名单复印件，翻到那一页，指给他看。我说，你看，王师傅，这个人有两个孩子，一个母亲，一共三个人，他们都有地方政府的证明。
老家伙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把眼光瞅向细小的表格。他把手一挥，就把举到他面前的一沓纸挥到一边去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也是个难啃的骨头。文化程度高，供职的部门重要，掌握政策多的人，一般不好对付。李师傅那种前半生辉煌，后半生失落的人也不好对付，那种人大多有种天生具来的仇恨。仇恨自己半生漂泊，老来失落。仇恨以前不如自己的人忽然间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就像祖上是皇帝，到了爷爷辈政权被外姓掠夺了一样。现在好了，连一个手握管钳的老工人也如此放肆。这世道到底咋了。不就50块钱吗，不就几十元几百元住院费吗，何必如此撕破脸皮，大动干戈。还是男人？这种男人哪有一点气度，一点修养，一点潜质。我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也绝不与这种男人有染。
我压住火气，低着嗓音说，按政策，你父母没跟你住一起，和你兄弟住一起，应该由你兄弟赡养。本来是不应办理的，因为你有乡政府证明，办理了一个人的，已经够照顾了……
话还没说完，他就抢过了话头。他说，我不要这种照顾，我不是为了50块钱，我是为了争一口气。人家父母都进火葬场了，你还给人家办，我一年四季忙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年给单位节省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哦了一声。心想，别看只是管道工，说出话来还有理有据，层次分明，能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挂钩，宏观与微观相提并论。我想听他会不会说，他的工作影响到国计民生，世界经济。便有意不答复他，静静地听，一时忘记了电脑上的文字。
我说，请你说出谁进火葬厂了还领补助。
我的语气带有明显的不屑。在办理待遇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既然敢把名单公示出去，就是要请职工提意见，就不怕有不同的声音。
他明显不高兴了，表情厚厚地写在脸上。脖子一歪一歪的。
我重复道，如果有这种问题存在，我们立即改正，也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他说，我才不告诉你们谁的父母进火葬厂了，你们自己查去。你们办待遇证完全凭个人关系，我又没关系，不办就算了。说完，他索性要走。
我急忙说，王师傅，有话说到明处，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用了这句官方语来压制自己的怒火。太欺负人了，哪有这种反映问题的方式。心里气愤，还不能表现在脸上。
他说，你们不是说有收入的配偶不能办待遇证吗？你们咋给王大侃办了，他老婆不是有工作吗？
我说，你说王大侃呀？那不是他老婆，而是他母亲。你想，王大侃少算也有50岁吧，他老婆咋会90多岁呢？
说这句话时，我乐开了花。笑的同时，翻开王大侃那一页。怕他又挥手把表格挥乱，就没特意往他眼皮底下递。我说，你看，你看，王大侃的老母亲，1913年出生。这是从人事档案中查出来的，应该没错。
他还是那句老话，我不看，我不看！
电话铃从天而降。我惊了一跳。好像走路走得好好的，额头忽然落了一堆鸟粪。我抓起话筒，赶快说一声，老总好，好的，马上来！
我的汗快要流下来了，圣诞节流汗，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度兴奋，一种是极度害怕。部门平时的具体工作一般由部长安排，老总一般不召见我们。电话里的老总口气明显不温和。事情是明摆着的。又是哪位职工把状告到老总那里了。
放下电话，对眼前的管道工说，对不起，我得出去一下。
说着，就往外走，一转身，看见了电脑。那些字在屏幕上很灵巧，很细微。文字很温顺，语气很温柔。跟大多数情书一样轻松愉快。我把鼠标摸了一下，最终没点击。在这种状态，无论点击哪个键，都有删除和丢失的可能。我不想这样。不想删除生命中唯一的温情。哪怕这种温情并不道德。
出门时，没忘记锁上门。管道工走在我前面。我不想跟他抢道。便有意放慢脚步。就在我下楼的当儿，在前往受训场的时候，想的还是给李捷写信的事。还是昨天晚上的情景……歌舞厅很热闹，大厅座无虚席。一个年轻的女圣诞老人走到我跟前，问我消费点啥。我反问她咋个消费。她说只要进我们歌舞厅的大门，每人最低消费20元。我说，啥意思，她说，不管喝茶，还是喝咖啡，还是要小吃都行。我说那就来杯咖啡。不过，你得给我找个僻静的地方。
她说，楼上安静，你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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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的名义
圣诞节那天（6）
我走了上去。姑娘马上送来咖啡，并点燃桌上的蜡烛。她刚走，我就噗地一声吹灭了，桌边立即暗了下来。我把头往下面大厅伸了伸。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嗨，那不是两个正被人盛传闹婚外恋的人吗，他们怎么在这？赶紧收回伸长的脖子，但并没收回目光。目光反倒有些不够使，这儿瞧瞧，那儿瞅瞅。最多的还是注视那两个人。
歌声响起来，拍巴掌和敲击桌子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人在用酷似围棋罐的东西相互撞击或拍打桌面。
我看了看桌上的两个罐子，才明白击打物原来是这种东西。我把罐子摸了一下，放回原位。起身下楼，往外走去。圣诞老人依然东奔西跑，警察依然面向歌舞厅站立，乞丐还在燃烧篝火，脸庞在火光映照下，神采奕奕，光华鲜亮。乞丐的平安夜多自由多温暖呀。相比之下，我则显得落寞又冷清。
老总找我会不会是好事。心想年底了，我还这么辛苦，各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就是待遇证办理、审核、统计、公示也干得井然有序。要知道，这种繁杂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