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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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那还是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来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场。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历险）打来电话，简单地说：“请你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见面：我猜想也许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见到了他，他同八十多岁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李先念总理和许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一会儿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去，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还是同过去一样地机敏，他的头发开始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袜和凉鞋。他向我亲切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就转到政治方面。（工作人员不断把场上的比分记录给他送来，让他好在比赛结束时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球场，同队员们握手表示祝贺，并一起照相。）　　　　
　　总理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认为我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呢。他要我自己答复这个问题，但他提醒我，中因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我问道：“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说：“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　　　　
　　这时，乒乓赛的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说这个问题下一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场上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总理会见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曾提议重新开始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在10月晚些时候，我提了若干问题留交给他。11月5日，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厅，同我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和谈话。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的驻军和舰只。1960年毛主席只同意我直接从我们的谈话中引述几句话，其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现在，周重复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周说，：“美国对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时，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通知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么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曾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者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答复。接着就发生了1970年3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因而得出结论，尼克松说话是不算数的。】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到此结束。从其他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看作是一种策略。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前进“防御阵地”的行动，以及通过损害中国来开始同俄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谈得很随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记者访问到哪里结束，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又是从哪里开始。我把根据我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个星期后，校正稿送回来了。正式的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着重点（加重号以【】代替－－编者）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在此之前，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几星期后，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当我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时，我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同红军达成秘密的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时我为什么竟能获得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吧。　　　　
　　（三）　文化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离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在要以发展农村电力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