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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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②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③。我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1922年冬天（应是1922年1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7月（原文误为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的委员，国民党执行局的其他委员有汪精卫（以后在南京当行政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性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运组织者，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后不久，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原文误为工人部长）。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蒋介石图谋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③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0月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个时候，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战争在1926年秋天开始了。
“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第二年春初我到达武汉时，一个省际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有500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到了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①据查是阴历，阳历应是6月。
②何叔衡，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斯诺注
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一共13人。但据董必武、李达的回忆，包惠僧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
③
原文误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6、苏维埃运动
毛泽东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