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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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买来另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二、医疗和人口控制
（五） 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象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象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 什么是针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