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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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妇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哩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召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引起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的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象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