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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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山又问：“你知道你瑛姐在哪家歌舞厅坐过台？”
红红回忆着说：“云梦，南国，沸点，对，还有圣地亚哥娱乐城，她都呆过。”
宗山有些兴奋：“她有朋友吗？”
“朋友？干我们这行的，找朋友干啥？那不是自己讨打么？”
宗山连忙解释说：“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还有没有比你更亲热的女朋友，对，女朋友！”
“有啊！瑛姐跟莉姐关系最好。”
“莉姐？谁是莉姐呢？”
“莉姐的名字我知道，她叫张莉。不过我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莉姐的名字是真的，干我们这行，有几个名字是真的？”
宗山又问：“现在能找到张莉吗？”
红红摇了摇头：“听说她去了大理，哦对了，我这里有她的手机号码呢！”
宗山让红红给张莉挂了一个电话，问她在哪里，就说瑛姐死了，红红想去找她。
不一会儿电话便通了，一听说瑛子死了，电话里传来一阵抽泣声：“前年她染上了毒瘾，我就说她将来要栽在这上头，现在果然如此了！去年听说她还用针扎，我臭骂了她一顿，她还跟我好几天不说话呢！这下可好啦，咱姐妹儿永远说不上话了！”
宗山带着红红去了大理，在大理很顺利地见到了张莉。宗山向张莉讲明来意后，张莉大吃一惊：
“什么？她得艾滋病死的！”
当张莉得到宗山肯定答复之后，她大哭起来。伤心之余，张莉向宗山讲述了有关瑛子的一些情况。
瑛子本名叫陈小瑛，２５岁，贵州安顺人，家境较为贫寒。初中毕业时，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把她卖到了山西运城，后来逃出来，流浪社会，从未回过老家一次。据张莉说，陈小瑛的父亲早在前几年就因病去世了，陈小瑛有一个哥哥，前年去遵义做了上门女婿，家里只有老母亲，而且不知是生是死。陈小瑛为人大方，很讲义气，也有一些姿色，所以她每到一个地方，颇讨当地一些烂仔的喜欢，瑛子姐长瑛子姐短的，黑道混熟了，跟烂仔们在一起酗酒、吸毒，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小瑛都是在昆明当坐台小姐，后来因为一个嫖客嫖了她一个小姐妹不给钱，瑛子姐仗义执言，得罪了那位嫖客。那位嫖客一个电话找来十几个兄弟伙儿，把陈小瑛一顿恶打，撵出了昆明。陈小瑛躲起来养好伤，便星夜南下，在开远、个旧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到灵仙扎下根来，之后没再流动。
初战告捷，林局长对部下没有过多嘉奖，而是说了句“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鼓励部下再接再厉。情况汇报会上，林局长通过宗山带回来的情况分析，认为陈小瑛的艾滋病病毒系她吸毒所致。特别是陈小瑛自来灵仙以后，情绪低落，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许多时候都是依赖毒品来兴奋自己的神经。也正是这一时期，陈小瑛吸毒的方式由吸食改成用针管注射。换一句话说，陈小瑛在这一段时间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最大。进一步推断，陈小瑛在这段时间以卖淫方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最大。
公安部门与防疫部门联手，寻找艾滋病感染者的目光盯在了灵仙这个地图上尚没有留下名字的西南边境小镇。
第九章 哀牢山夕照不能让灾难延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世界卫生组织等单位联合调查撰写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需求评估报告》中说：“在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主要与两类高危人群有关，即注射毒品和不安全性行为。”
吸食鸦片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酿成过国家灾难，人民政权诞生以后，这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曾在一段时间里被铲除。随着国门打开，渣滓又再度泛起，而且愈演愈烈，吸毒方式也从口吸转为静脉注射。在吸毒者眼中，静脉注射比口吸似乎更划算和有效。这样就给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５２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吸毒者的实际数量是登记数量的几倍。在云南、新疆、广西及沿海城市有相当比例的人群使用海洛因；在内蒙古、青海、宁夏和河北有更大比例的人群口吸鸦片。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云南德宏地区的吸毒人群中３０％通过静脉注射吸毒，７０％～１００％的注射毒品者共用注射器！在新疆伊宁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是通过注射方式吸毒。这些靠注射方式进行吸毒的吸毒者一旦感染上ＨＩＶ，他们一般都由于无知而没有意识去防止ＨＩＶ传染给他们的同伴。如此往复，ＨＩＶ的传播和流行便有了土壤和空间。
据该“评估报告”载：１９９３年以前，ＨＩＶ感染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但１９９５年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份报告显示３５％的注射毒品者的血检呈阳性，截止１９９７年６月共报告１７１例ＨＩＶ感染者，３４％是彝族农民。１９９６年新疆的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开始报告ＨＩＶ感染者，伊宁和乌鲁木齐注射毒品ＨＩＶ感染率分别为７６％和３８％。１９９７年广西的凭祥、东兴和百色亦发现血检呈阳性报告，来自百色的一份报告显示７９份吸毒者的血液样品中，有６１份血液样品血检呈阳性。
面对云南等地区通过注射毒品传播ＨＩＶ的现状，这份“评估报告”不无忧虑地感叹道：“禁毒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地理环境和毒品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彻底清除毒品是十分困难的。使吸毒者戒毒和使毒品注射器清洁是同样困难的，艾滋病病毒在吸毒者中传播十分迅速，主要危险来自共用注射器。”
性传播疾病的增加对艾滋病疫情的传播和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国，近２０年来性病蔓延十分迅速。１９７７年全国报告的性病病人只有１３例，到了１９９０年猛增至１５万例，而到１９９５年又剧增至３６万多例。１９９７年全国性病疫情报告病例４６１５１０人，比１９９６年上升了１５．８％，１９９８年性病病例又比１９９７年同期上升了４０．５％，其中梅毒上升６８．２％，１９９９年的报告为６３万例！
卖淫嫖娼的沉渣再泛导致性病泛滥成灾，为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据报道，在我国南方某城，有一家“异国情调”的夜总会，在这个夜总会里有１８名外籍性服务者，后来经有关部门检测，这１８名外国女郎中竟然有１６名ＨＩＶ携带者！而这１８名外国卖淫者在这家夜总会里已经不间断地干了两年！
事实证明，性与毒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两大帮凶。
对于毒品与艾滋病合谋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缉毒局长”有深刻的认识；对性乱这一艾滋病的帮凶，“缉毒局长”更是深恶痛绝。自己辖区内发生非常情况，他更忧心似焚。林局长要宗山抓紧时间，通过现有的线索，理清陈小瑛的性关系网，力争一个不漏地找到性与毒两张关系网中的所有成员，然后对他们进行强制性血检，看他们是否感染了ＨＩＶ，以防止ＨＩＶ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和流行。
回到灵仙，宗山首先找来云梦、南国、沸点、圣地亚哥等陈小瑛曾经呆过的几家娱乐城的老板，让他们仔细回忆陈小瑛接客的次数、时间、地点以及嫖客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有老板开始叫苦了：“宗所长，瑛子是在我那儿呆过一两个月，她接没接客我不清楚啊！再说时间都过去一年多了，谁还记得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儿呀！”
宗山一脸严肃：“记得起也得记，记不起也得记，这是任务！你们应该明白。艾滋病不是性病，今天我们不抓住它，难道还要它去危害更多的人吗？！我们云南，是吸毒者静脉注射毒品的重灾区，１９９０年初在瑞丽发现了成批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几乎全都是依靠静脉注射的吸毒者，这样的悲剧我们绝不能重演。性是传染艾滋病的第二大通道，陈小瑛既是静脉注射的吸毒者，又是靠卖淫为生的三陪小姐，这样我们灵仙地区就潜伏着爆发大规模艾滋病的可能性！面对这样一种极其严峻的现实，难道我们能够无动于衷？！你们应该明白，艾滋病今天击倒的是陈小瑛，如果我们再不行动起来，明天击倒的将是你、我、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大家仔细想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等着你们。”
宗山一席话，把在座的老板说得一个个哑口无言，会后大家心情沉重地表示，一定好好回忆，尽快把名单交上来。
没几天，与陈小瑛有染的第一批名单出来了，计３７名。经过血检，有１２名呈阳性，经过询问，其余２５名未感染者均因与陈小瑛发生性关系时使用了安全套。
与陈小瑛共用针管注射毒品的名单随后也出来了，一共５人，５人血检均呈阳性。
据张莉与红红回忆，陈小瑛还与几个外地客人有过性关系，其中两人是四川攀枝花的毒贩，有一名是福建石狮来灵仙经营服装生意的老板，有一名是四川成都的旅游者，有一名是贵阳市的个体司机。
宗山根据这些名单，分别向所在地区发出了寻找其人下落的紧急函件。
宗山把有关情况向局里做了汇报，林局长拍着宗山的肩膀说：“干得不错嘛，以前我批评你打草惊蛇，下一步的查找工作我要你专门打草惊蛇！在全镇范围内广泛出击，遍地开花，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宗山啊，查找这样的人，比我们平时查找罪犯还难啊！你有没有信心，完成最后一个战役？”
宗山回答：“没有信心，我就不戴头上这枚国徽了。”
作为派出所所长，一般地讲，宗山还是熟悉自己辖区内人员情况的，但卖淫嫖娼有其特殊的一面：它不像偷鸡摸狗那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拿嫖娼者来说吧，此类人群中，既有风流成性者，也有社会闲杂人员；既有工商市民，又有机关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后几种人员家庭稳定，生活富裕，戴官帽，吃皇粮，最不愿意把自己的丑行公之于众。这类人员偶涉风流，当然不能排除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
对于这类人员，宗山强调，不张扬隐私，不追究过去，一切手段和目的都是针对ＨＩＶ而不是人。
经过说服工作，全镇又有３人去做了血检，其中一名税务所干部血检呈阳性。
灵仙还有没有与陈小瑛有染的人？
宗山心里还是一团迷雾。
第九章 哀牢山夕照谁是最后一个
许多天来，岩龙的心情都没有舒展过。最初使他不高兴的，当然是回家给母亲做寿的路上碰到神秘女尸了。本是件喜事，半道横插进来一具女尸，你说倒霉不倒霉！
紧接着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报警，宗山率人立马赶到现场勘验，待干警们掀开死者额前乱发，岩龙发现死者竟是和他有过交往的瑛子！他深怕此事与他有染，于是赶忙匆匆离去。
给母亲做完寿回到镇上，岩龙一连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瑛子的影子幽灵般紧缠着他。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