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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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感冒,便找了些退烧止咳的感冒药给修梅吃。
要是以前,有了感冒,吃一两片也能好的,有时即使是来不及吃药,隔几天感冒也会自动消失的。可是这一次不同了,一连几个月都未见止咳退烧,而且修梅身子还出现了皮疹。
一晃到了2000年5月,申洁勇认为妻子的病不能再拖了,当机立断,决定把修梅送往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住进第二医院后,医生按常规进行治疗,几个疗程下来,不见病情有所好转。主治医生觉得奇怪了,要是普通感冒,要不了这么久就会好的,更用不了那么些好药也会痊愈的,可是眼前这例病人……
“你输过血吗?”医生问陈修梅。
申洁勇一旁回答:“输过。产前她是贫血,两次住院都输过血。”
医生想了想:“那我们给她做个血检吧。”
申洁勇当然不知道医生要修梅做血检的真实目的何在,反正是治病,怎么都行。
7月13日,医院将陈修梅的血样送到苏州市防疫站进行艾滋病初筛,结果显示陈修梅的HIV抗体呈阳性!说明陈修梅已经感染了HIV!
“不可能吧!”首先是申洁勇不相信这个现实,“我跟修梅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在城里做点小本生意,从来都是很守本分的人,怎么会染上那玩意儿呢?”
陈修梅对此也表示怀疑:“医生,会不会搞错了?”
在申洁勇、陈修梅看来,艾滋病是由于不洁性行为传染得来的,两人恩爱有加,洁身自好,从不涉足风流,哪来的感染机会?但他们忽略了血液,他们不相信医院输血还能输出艾滋病来!
然而噩梦终于成为了现实。
7月19日,陈修梅的血样经过江苏省艾滋病检测中心检测,其HIV抗体仍然呈阳性!
但是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
在医生的要求下,申洁勇带着宝贝女儿申呈也抽了血样到省艾滋病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父女俩的HIV抗体同陈修梅一样——呈阳性!
噩梦已成连锁反应,申洁勇、陈修梅、申呈一家三口无一例外地都成了HIV感染者。
陈修梅哭肿了眼,申洁勇痛不欲生,只有刚满三岁的小申呈不知痛苦为何物,睁大眼睛,怅望着爸爸、妈妈,怅望着眼前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
申洁勇痛苦之余开始进行冷静的思考,当他明白输血也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道理之后,决定向有关医疗机构讨个说法。首先他想到了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陈修梅怀孕以来患贫血第一次住院时,这家医院便给她输了A型全血400毫升。
经过打听,申洁勇了解到作为医疗事故赔偿,需要有关医疗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材料。于是申洁勇就向吴县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依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的主要针对物是给陈修梅所输的血液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2000年8月7日,吴县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依法鉴定,并作出了鉴定报告,该报告称:
陈修梅“所输血液由苏州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从江苏省靖江市中心血站调度至吴县市中心血库。各项检测均符合国家标准血液。因此,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与1998年1月17日在吴县市第一医院妇产科输血无关”。
这份医疗事故鉴定报告排除了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相关责任。申洁勇对此不满,表示要依法提起诉讼,状告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
虽说申洁勇是高中毕业,但对打官司仍相当陌生,甚至不知从哪里下手。他决定请律师帮忙。
可是他一连数日跑遍吴县市好几家律师事务所后才知道,他要在吴县市打赢这场官司难度很大。首先是请律师受到了阻力。一些律师听说是状告人民医院,便产生了顾虑,不敢接手;一些律师一听说诉讼赔偿好几百万,不敢接手;也有一些律师愿意试试,但一听说原告是一名艾滋病人,吓得连忙躲了起来。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申洁勇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还未说完事情缘由就放声大哭起来。接待他的律师非常同情申洁勇一家人的遭遇,很想为申洁勇打这场官司,但考虑到医疗官司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一般律师不具备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知识,便建议申洁勇不妨再跑一趟上海,聘请上海康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们对打医疗事故官司有能力,也有经验。
申洁勇用拳头擦去眼角的泪水,对这位好心的律师诉苦道:“我家里还有两个病人,为请律师我都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着落,我急坏了起不了床,又咋办呀!”
律师安慰申洁勇说:“这样吧,我代你写了诉状,拿着诉状先到吴县市人民法院立了案,然后再去上海请律师怎么样?”
申洁勇连忙感谢说:“你这位律师真是一个大好人,我太感谢你了!”
9月初,诉状写好了,还工工整整打印出来,递到了申洁勇手上。这一切都是那位好心律师免费为他提供的。对此,申洁勇感激不尽。
第二天,申洁勇就把诉状交到了吴县市人民法院告申庭。吴县市人民法院对此一案件十分重视,也很同情申洁勇一家人的悲惨遭遇,鉴于申洁勇全家人都染上恶病,经济困难,破例在未收诉讼费的情况下便准予立案。
申洁勇对法官说:“天下还是好人多啊!”
立案之后,申洁勇紧锁的眉头开始舒张了,他安顿好妻子和孩子,又搭乘便车,来到上海,找到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门委派擅长打医疗官司的黄惠民、张滨两位律师接待了申洁勇。
为艾滋病人打官司,黄惠民、张滨两位律师都是头一遭。与艾滋病患者打交道,原本有一些顾忌,但他们却为申洁勇一家的不幸遭遇而深抱不平,两位律师决定抛弃成见,勇敢地站出来为当事人说话。
医疗事故不出现也已经出现了,不管是谁的责任都该给受害人进行赔偿。赔多少?两位律师心中没底。于是黄惠民和张滨又找到上海市艾滋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咨询。
两位律师分别从上述两家权威专门机构中了解到HIV感染者的治疗费用,每年每人在10万元以上。有了此一依据,两位律师又根据目前人口平均寿命70岁计算,加上护理费、营养费等,重新变更了索赔请求,赔偿金额近1300万元!
1300万——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1300万元能买三条人命吗?1300万元能买一家三口永生永世的幸福吗?!
第十章 怎一个“冤”字了得死不瞑目
吴县市人民法院立案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工作。
根据申洁勇诉讼提供的线索,陈修梅于1998年1月16日因患上妊娠合并重度贫血,曾入住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次日在该院妇产科输血400毫升。于同月19日出院。几天之后陈修梅回到家乡湖北,因前病复发,曾入住南漳县第二医院。该院分四次为陈修梅输血1200毫升,其间还为陈修梅输入了人体白蛋白50毫升。
经法院办案人员查证,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靖江市中心血站与此案有涉,应列为本案被告之中。
法院办案人员根据有关线索,又去了湖北襄樊、南漳等地调查取证。
调查证实:南漳县第二人民医院先后四次输给陈修梅的1200毫升血液系自采血液,输给陈修梅50毫升人体白蛋白系襄樊市同和大药房有限公司提供。申洁勇一家三口感染的艾滋病病毒除了通过输血渠道感染之外,也不能排除与输入人体白蛋白有关。故:襄樊市同和大药房有限公司也被增列为本案被告之一。
至此,申洁勇一家三口感染艾滋病病毒一案涉案五名被告全部入案。即:江苏省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苏州市中心血站,江苏省靖江市中心血站,湖北省南漳县第二医院,湖北省襄樊市同和大药房有限公司。
可是五名被告究竟是哪一家或哪几家出的问题?巨额赔偿该写在哪一家或哪几家名下?办案法官们可谓绞尽了脑汁。为了对原告和被告负责,法院在确定了被告之后,又开始了相关证据的调查和搜集工作。
就在这时候,陈修梅的病情急转直下。她整夜咳嗽不止,高烧不退,浑身上下酸痛无力,而且体质急剧下降。十天半个月,陈修梅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一动,全身骨节如同散架般疼。
看到妻子如此模样,申洁勇欲哭无泪:“修梅,你就忍一忍吧!等案子判下来了,等赔偿款到手了,我带你去北京找大医院好好治治!”
“洁勇,我这病是没救了的,与其疼死,不如给我一把安眠药,让我立马就死!”
申洁勇泪流满面:“修梅,别说傻话了。我是你丈夫,我是你女儿的爸爸,我怎么能给你吃安眠药啊!”
陈修梅缓了一口气,又说:“等死不如早死,我死了,你也好利利索索地照看孩子。”
“你放心,孩子我是会好好照看的。你的病,也得安下心来好好治。听说北京有两家医院就在收治艾滋病患者。首都嘛,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好医好药的中心。我看你的病还是能治好的。”
陈修梅叹道:“我的病能治好,你的病呢?还有孩子的病呢?哎!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如同乱麻一团,不如早点死了,给你少添拖累!”
陈修梅自从被确诊染上了艾滋病后,就想到过死。看到可怜的孩子,看到丈夫为讨一个说法而四处奔波的样子,心又软了,还是活一路走一程再说吧!
可是如今官司没有着落,治病的钱到不了位,好不容易拉扯红火的理发店也因无人照料而门庭冷落,以前存那点儿钱也快用光了。再这样拖下去,病不死,拖也要把人拖死的。
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感到生路渺茫。一天傍晚,陈修梅趁申洁勇尚未回家,抓起理发剪,企图割腕自杀。
恰在此时,申洁勇赶回来了。他发现妻子的异常状态,一把夺过妻子藏在背后的理发剪,制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为了控制住妻子的情绪,防止发生意外,申洁勇让正在苏州打工的姐姐申庆节搬来吴县市住,一边照顾修梅,一边照顾申呈。自己腾出时间来,一边跑打官司,一边给妻子跑药。
申洁勇打听到北京一家医院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来不及征求陈修梅的意见,就变卖了房产,揣着钱直接去了北京。在北京找到那家医院,买了好几十片那种药,花去了好几千元钱!
回到吴县,申洁勇掏出药片让陈修梅吃:“吃吧修梅,这药灵着哩,也许你吃了它会好的。”
“多少钱一片?”陈修梅问。
“嗨!你就别管了,多少钱一片,我也要买给你吃呀!命重要还是钱重要?”申洁勇买的这种药,70多元一片,一天四片,一个月下来就是一万多块!再贵,申洁勇也得买呀,毕竟有了药就有了命呀!
“你也吃,女儿也吃,你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