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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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文楼，都会为艾滋病患者带去新的希望和抚慰。
也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义举不赞成，说什么“查出了艾滋病，又无法治疗，反而会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地政府中的个别人便公开告诫他，“以后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不许再来”
对上述不欢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没有更多的在乎，他执着地认为，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查出艾滋病，不一定有治疗办法，但可以进行防病教育，避免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听之任之，甚至隐瞒疫情，只会造成疾病在无知和麻木中进一步蔓延。
桂希恩教授是传染病的专家，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调查研究，桂教授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我不去文楼又去哪儿？我不研究艾滋病又去研究啥？艾滋病在我国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进行控制和预防，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履行自己的天职，桂希恩教授经过多次调查走访，确定了五位艾滋病患者为自己的重点观察、医疗和研究对象，桂教授决心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尽可能的医疗手段为他们尽量减轻或解除痛苦。
这五位患者幸运儿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是：
程金，１９８８年为了用４００毫升鲜血换来４０元钱，程金加入了卖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楼村第一个被发现患有艾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绝症。妻子没有卖过血，因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儿子也没有艾滋病，但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程金最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
程雪梅，４６岁，她和丈夫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谈到艾滋病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苦命的女人已无泪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凄楚黯然地说，自己打从嫁到丈夫家就开始卖血，“比起丈夫来，我的‘资历’浅得多，丈夫从１７岁开始卖血，卖出的血可以用桶装”
夫妻双双染上绝症，这是人世间最为痛心的事，但是对于程雪梅来说，最让她刻骨铭心的痛却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不理解。
程雪梅自查出艾滋病后，娘家的人就再也没有来看过她，甚至就连她那８０多岁的老母亲也与她断了往来。原来只查出丈夫害了病，自己还可以卖粮食、卖菜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后来查出自己也得了艾滋病时，粮食卖不出去了，蔬菜也没人敢要了，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生活便成最现实的问题。
桂希恩教授确定的五名重点医疗对象中，有三人是来自一个家庭：丈夫马强，妻子李琴，儿子马朝。
马强和李琴结婚后，因为结婚时欠下的一大笔债务要还，夫妻俩双双加入了卖血的队伍中。不久，妻子怀孕了，但是为了那可怜的４０元钱，当时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李琴也挽起了袖管，伸出了胳膊抽血卖。
祸事终于从天而降，１９９９年，夫妻俩被确诊患了艾滋病。医生对他们说，母亲是ＨＩＶ携带者，如果在此情况下再怀孩子，很有可能孩子被感染上艾滋病，建议李琴不要孩子。可是，当Ｂ超显示妻子肚子里的小生命是男孩时，夫妻俩又忧中有喜起来，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孩子生下来，不久经血检，孩子也未能躲过艾滋病恶魔的侵袭，小马朝生下来便是一名ＨＩＶ携带者！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染上了艾滋病，老小三人又都同时成了桂希恩教授确定的重点医疗对象。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人住进了教授家（2）
桂希恩教授每一次到文楼，总是先到三个家庭中走走看看，除了进行诊治和发放药物外，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科普知识，使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底，自己是怎么得的病，艾滋病经过怎样的途径才可能被传染，作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怎样做才能够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回到武汉，桂希恩教授也没有割断他与他的那些重点医疗对象的联系。
他在文楼时，与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合影，桂教授专门放大了一张寄给程金，写信要程金“把这张照片挂在你堂屋里，告诉村里的人，一般的接触是不会传染的”。在给程金的信中，桂教授还鼓励程金“拿出勇气来生活”，还提醒程金“注意一定不要传染给妻子，过性生活一定要戴避孕套”。老教授怕程金有些忽略这些琐事，特意在上边那句话下边划了几个圈。在桂希恩教授的叮嘱下，程金把一些注意事项牢记在心，妻子与他一直共同生活，至今都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
“除了提供药品、治疗与咨询，我想我还可以充当一个中介关系。”桂教授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
当记者问及什么中介关系时，桂教授告诉记者说，现在有些艾滋病人同医院、政府沟通不够甚至彼此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有的病人提出一些过分或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面对现实，平衡心态。不过，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毕竟他们当年是因为贫困才去卖血，因为卖血才得上艾滋病的。”
２００１年５月，桂希恩教授准备把程金、程雪梅、马强、李琴和马朝等五名艾滋病患者接到武汉，一方面打算给这五名重点医疗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为契机，寻求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和帮助。让桂教授始料不及的是，他和他的艾滋病患者在武汉的行动，酿成了一场大的风波，事后一些媒体称这次风波为“五月事件”。
５月９日下午５时左右，从北而来的火车徐徐停靠在武昌火车站，来自河南上蔡的五名艾滋病人在桂希恩教授的带领下，经过五个小时奔波，终于走下了火车。武汉这座华中大都市，对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未来过，甚至没有印象，他们很想仔细看看大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看看长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但是他们却在老教授的带领下匆匆出站，径直去了中南医院。
到了医院，由于感染科病床已满，一时又找不到较为理想的住地，在医院领导的安排下，五名艾滋病患者只好住进了医院老宿舍区内一栋即将拆除的楼房的底层。
刚搬进来那一阵子，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大都认为这是几个普普通通前来就医的农民罢了。
后来有记者闻讯赶来，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又是伸出话筒，看热闹的人们开始围了过来。
这些看热闹的人大多是左邻右舍，怎么听着看着越听越看越不对劲，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特别刺耳的词语来。
“艾滋病——？！”犹如汽油见了火星，群众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
“看看！艾滋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啦！”
“怎么能将他们安排到这里？谁都知道这是让全世界都害怕的传染病，如果被传染怎么办？”
各种议论、责怪和斥问铺天盖地而来。
几名众矢之的的艾滋病患者犹如惊弓之鸟蜷缩在屋角，他们不理解偌大一个武汉，竟然也不同情和理解他们，给他们栖息之地。
桂希恩教授站了出来，承担了一切责任，并一再向邻居解释，一般的接触不可能传染艾滋病，更何况他带回来的这些病人与左邻右舍一般的接触都没有机会，怎么能传染上艾滋病呢？
人们还是听不进去。
有人把威胁责难的电话打到院长家里兴师问罪：是谁批准桂希恩这样做的？出了事谁负责？
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书。
这时，记者的现场采访也受到了干扰，外边也有人乱吼乱叫，楼上有人乱蹦乱跳，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撵走这些魔鬼附身的人。
五名艾滋病人受到歧视，五人中四人都屈泪盈眶，只有不满一岁的小马朝不晓世事，睁着一双大眼睛，痴痴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批记者刚走，又一批记者来了，几名艾滋病患者面对话筒，不约而同地哭诉着自己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对待。
这时，更为强大的压力向桂希恩教授袭来，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安慰几名艾滋病患者，更为了向世人表达艾滋病传染途径的科学常识，桂希恩教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５月１０日起，五名艾滋病患者住进他家里，自己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看一看一个医学教授、传染病专家究竟会不会因此染上艾滋病！
决定一出，舆论大哗。桂希恩教授的同事和朋友也纷纷劝诫他“不可鲁莽”，“一定小心”，而那些责怪桂教授把艾滋病人带来武汉扰乱民心的人脸上也升起了难以理解的疑云。
５月１０日中午，桂教授带着帮手去给艾滋病患者搬家，亲自帮他们搬床，拿被褥，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五名患者或拿着桂教授给他们买的一次性用品，或惶惶不安地收起刚刚晾在外面的衣服，一个个如同无助的孩子一样沉默地紧跟在桂教授身后朝桂教授家走去。
桂希恩教授家住的是三室两厅，平时倒也宽敞，但忽然来了五名不速之客，且个个都是重症在身的患者，加之五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房间一下子就不够用了。为了解决临时居住危机，桂教授只好把自己的卧室也腾出来让给“客人”们住，自己随便搭个地铺凑合睡几宿再说。
安顿好住宿后，桂教授又给这些客人们讲起了生活科普知识，大到电视、电话、冰箱等家用电器怎样收听开关，小到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怎样使用，这些来自豫南贫穷地区的普通农民，样样都感到新鲜好奇，对于桂教授循循善诱的讲解，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桂教授，您忙了大半天了，也歇会儿吧！”见老教授忙里忙外累得满头大汗，“客人”们说。
“累是累，但心里愉快。”桂教授对他的“客人”说，“你们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客人，更是我的朋友，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人住进了教授家（3）
艾滋病人住进桂教授的家里后，外面的压力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的普通群众来说，心理上产生恐惧和惊慌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中南医院甚至医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没有具体接触艾滋病病例之前，对艾滋病一样存在心理恐惧感。
病人要抽血怎么办？这可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桂教授干脆就在自己家里为五名艾滋病患者抽取血样。事后桂教授也认为这是违规行为，但迫于无奈，只有这样了。
有些问题个人的力量实在无法解决，比如胸透和Ｂ超。桂希恩教授只好跟医院上上下下联系和解释，说服工作有了成效，五名艾滋病患者终于在医院作了胸透和Ｂ超。
恰好在这段时间妻子出差在外，照顾这些“客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全压在桂教授一人身上。
每天早晨不到６点，桂教授就起床开始为“客人”们弄早点。
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