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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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取一，以四万五千锭银为定额，有增余者作羡余。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又规定各路课程增羡者迁赏。亏短者赔偿降黜，征税机构官吏的俸钞由增羡额内付给。这更加促使官使酷敛商旅。
元朝规定商 必须按月纳税，商人纳税后，方可入城贸易，如无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即视为匿税，但僧、道、传教士及教徒，常匿税不缴，回回商人亦持特权而不纳税，虽政府屡次申禁，但作用不大。
六、市舶课
元承宋制，对国内与海外诸国往还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统称市舶，对中外船舶所载货物的抽分与课税，叫市舶课。
在元代海外贸易得到显著发展，在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等地设七个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和市舶抽分事宜。元统治者对外贸易的原则是“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为配合对外贸易的管理，国家制定了较前代更为完备的市舶课制度。
元朝市舶课制度，初期沿袭宋朝旧制，实行抽分法，即对进出口货物抽取定量实物。当时规定细货十分取一，粗货十五分取一。抽分之后，随客商买卖，在贩卖时另征商税。为鼓励土货出口，曾实行双抽、单抽之法，对土货实行单抽，对蕃货实行双抽（即加倍征收）。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在杭州、泉州实行外贸统制制度，即官府自备船舶和本钱，选派人员对外贸易，所得利润，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参加贸易的人取其三。同时规定权豪势要之家，不得用自己的钱下番贸易，违者籍没家产之半。国外客旅随官船来华贸易的，依例抽分。
至元二十九年又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规定在泉州、福州等处已抽分的舶货，如在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出卖，不要另外征税，细货征二十五分之一，粗货征三十分之一，此后其他各市舶司均仿照执行。
仁宗延 元年（公元1314年）因香货、药物减少，价值陡增，遂广开外贸，重新制定市舶条例。凡出海贸易，必须由官府批准，给以凭证，私自出海者，没其货物，查实后将没官物的一半付告发者充赏。
七、额外课及杂敛
元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苛征杂敛也日益增加，岁有定额的，叫常课，没有定额的，叫额外课。额外课之外，又有许多无名杂敛。
元代额外课名目有三十二种之多，其中历日（即历书）课、契本（即契本税）、河泊课、山场课、窖冶课、房地租钱、薄苇课七种是全国性的额外征收；其余二十五种均属地方性苛杂。如门摊课，主要征之于湖广、江西、河南；池塘课主要征之于江西，江浙；食羊等课是主要征于大都、上都、大同等路；获苇课主要征于河南省；煤炭课则征之于产煤之地的大同等地；撞岸课（对靠岸船只所征之税）则主要征之于船阳路；山查课主要征于广平路、大同路；曲课征之于江消失；漆课主要征之于四川广元路；酵课主要征之于腹里永平路；山泽课主要征之于漳德路、怀庆路；荡课征之于平江路，柳课征之于河间路；浮牛课主要征之于龙兴路；柴课主要征之于安丰路；羊皮课主要征之于襄阳路；磁课（对磁器的课税）主要征之于冀宁路；竹苇课征之于奉元路；姜课征之于兴元路；白药课征之于漳德路。
额外课虽然零星，多不过数万锭，少仅十几锭，但累计起来，数额也是可观的，上列各类统计，有时竟达十六万六千八百余锭。
除额外课外，还有许多无名杂敛，如典当纳税，典当之后再行出卖也要纳税；和买物品已是对百姓的剥夺了，但还要纳税；聘女的财礼也要纳税等等。
由于苛捐杂税太重，不仅影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激起了商民的普遍不满。至无十七年（公元1280年）左右，江州宣课司对人民食用的粮食征税，结果，来商逃避或闭门罢市。第四节 赋税管理
一、元代的赋税管理机构
元代赋税管理机构的设备，开始于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根据耶律楚才的意见，设立十路课税所。世祖以后，赋税管理机构渐臻完备。
国家赋税管理机构在中央为隶属于中书省的户部。户部主管天下户口、钱粮、田土的政令，贡赋出纳的章程、制度、规范等等，是国家赋税管理的中枢。其下管辖大都酒课提举司，大都宣课提举司，印造盐茶引等引局；此外檀景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山东东路、河东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等并属户部。至于兵部主管官私当牧之地的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等军需物资的征调，打扑鹰房民匠之役及屯田之赋入；工部主管工匠之役；枢密院主管兵役，各路军民科差及屯田的赋人；将作院主管工匠之役；宣政院主管吐蕃、西夏、朵甘思等处贡赋的征纳等，也是整个国家赋税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
皇室赋税的管理机构，由主管皇室田租、茶课、牛马羊抽分的宣徽院，主管皇室寺院田租收入的太禧宗 院，掌管中官财赋的中政院，主管皇室田赋、差发的汴梁路等民总管府，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及主管诸王位下、各斡耳朵财赋的各寺、院、监组成。
元初，国家赋税管理机构与皇家管理机构不分，世祖以后逐渐分立，但亦互相侵碍。而且各管理机构互不统摄，十分混乱，致使财源分散，是元朝赋税管理弊政之一。
地方十一个行省和大都、上都两留守司，相应设有主管田赋、徭役、工商税课、和买、和雇等的管理机构。其中两淮、两浙、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盐场，广东盐主果提举司所属盐物，四川茶盐转运司及所属盐场，广海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等分隶各行省。
诸路设税务，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主管本路赋税；诸府、州、县则由正官主管赋税，各级均设征收赋税的官吏，称钱谷官。
二、会计、监察与审计
元代的会计之制，始于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当时杨 为制国用司员外郎，他立册籍，计算收支之数，月终呈上察阅，因此倍受世祖赏识，自此，各地均设置计吏，凡额定之数，由计吏每年到省会计。诸王的会计制度与各地同。诸王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年终进行会计。
赋税的监察，由御吏台和廉访司负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制定宪台条例，其中对赋税的监察包括：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官府和买诸物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诸官办到课额正额外若有增余，不尽实到官者。元朝御史台，在初期，对察举贪官污吏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后期由后元朝政治日益腐败，御史台官亦“上下贿赂，公行为市”，肃政廉访问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御吏台等于虚设。
元代的审计制度叫作理算，在宪宗时就曾受西域影响实行过理算制度，世祖时建立审计制度。这种审计，以会计为基础。由御史台和廉访司负责；审计的内容包括会计是否属实，征收是否符合规定，考核庶官的领廉等等。中书省的赋税由御史台官考阅，诸王傅文券由监察御史考阅，诸王位下及行省赋税由廉访司官考阅，宣徽院所属两浙财赋府的赋税于次年二月由廉访司稽核。
元代审计制度对增加财政收入、整顿吏治均起一定作用，但也存在很多弊病。审计是针对贪官污吏的，但往往成为追征捕欠的手段，结果祸及贫民。而且审计又常常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工具。阿合马、桑哥执政时，都曾以审计为由，排斥异已，以致纲纪大坏，人心慌恐。
三、元代的税课法与包税制
税课法是以征收赋税的多少考核官吏优劣的一种方法。始行于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正月，其制：以大德十一年之数为准，折至元钞作基数，以十分为率，增及三分以上者为下酬，五分以上者为中酬，七分以上者为上酬，增及九分者为最，不及三分者为殿。自此官吏以掊刻百姓为能事，百姓倍受其扰。
包税，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所谓包税制，即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
太宗十年刘忽笃马等曾原出银扑买全国的差发、盐课等税，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而作罢。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商人奥都刺合蛮买扑中原银课，原为二万二千锭，扑买时以四万四锭为额，税额增加一倍。此后，包税制便盛行起来。如延 三年（公元1317年），李 等包霍立县豹子崖银洞，除纳包税外，另将所得之矿以十分之三输官。此外，湖广的朱砂、水银等皆包给商人。
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了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了负担，所以这种税制，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
四、违章处理
元代没有关于赋税的正式法律条文，只是将历代的案例汇集成编，照执行。有关赋役方面的刑罚，举要如下：
关于税粮，规定三限征纳，违者，初苔四十，再犯杖八十。禁止富户势家代纳结揽。
对于盐课，禁私盐，犯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党；禁犯界，犯者减驻盐一等。犯私盐及犯界者，判处徒刑期间，带镣于盐场充盐夫居役。私造盐引者暂。对蒙古人的刑罚轻于其他人等等，凡数十条。
茶课法，基本同于盐课法。
岁课，禁私人炼铜。贩铁有引，私贩者减私盐一等，杖六十。禁私竹、犯界竹。
关于酒课，私酿酒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将没官物的一半付首告人充赏。蒙古人犯者，刑罚轻于他人，禁酒犯界。
对于商税，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分一半付告人充赏，犯者笞五十。
对于市舶，禁金银铜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私贩下海，违者，有关人等各杖一百七下，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一半充赏。凡未经批准下海贩鬻，或未按规定抽税、课税者，叫漏舶，漏舶者杖一百七下，财物没收。
这是对纳税人违章的惩罚条例，对违制征税的官吏也有一系列惩罚条例，至于按哪一条征罚条例，均由御史台和廉访司掌管。
第七章 明代的赋税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借助红巾军的力量，在汉族地主的支持下，于公元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汉族地主政权，改国号为明。自朱元璋称帝建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占明朝都城北京，凡传十六世，有国二百七十七年。
第一节 概论
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部门中开始萌芽。但是，这时的国家政治却日趋黑蝉，严重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特点，也决定了这个时期赋税的特点。
一、明代的经济与政治概况
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击了封建统治，也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