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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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考虑入侵英格兰南部的问题。法国的布洛涅前面集结大军，果敢坚强的皮特于1804年重返内阁。此时，英法双方都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决战。
事实上，1805—1808年间的海上战役和陆上战役虽然有几次有名的会战，但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局限性仍再一次显露出来。法军数量上至少比英国大2倍，而且作战经验也比英军丰富。但要想稳妥可靠地在英格兰登陆，法军还必须掌握制海权。从数量上讲，法国海军也有相当规模（大约70艘主力舰），这显示了拿破仑可以调动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的加入（超过20艘主力舰）使法国海军得到加强。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分散在多个港口，若要彼此连结起来，就要冒同具有更丰富作战经验的皇家海军遭遇的危险。1805年10月，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惨败，这无情地证实了两个海上对手之间的“质量差别”。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虽说保证了英伦三岛的安全，但并未动摇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正由于这个原因，皮特费尽心思要将俄国和奥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皮特答应向俄奥两国可投入对法战斗的人员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资助。但是拿破仑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就已经把部队从布洛涅调至多瑙河上游，在乌尔姆全歼了奥地利人，然后继续挥师东进，于12月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8。5万人的奥俄联军。在维也纳无心恋战，第三次请求讲和的情况下，法国人可以再一次确立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并迫使奥俄联军从那里仓皇撤退。
是否是这些失败给了皮特沉重的打击，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又当别论，但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要打败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是多么困难。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人在欧洲的统治的确达到了顶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于普鲁士未参加而受到削弱。而这次，普鲁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个月内就被打败了。俄国顽强的庞大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数场血战后，俄军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也遭到重创。根据该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的规定，普鲁士实际上沦为法国的卫星国，而侥幸逃脱这一命运的俄国则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并保证最终加入法国联盟。随着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并入“莱茵联邦”，西部波兰成了华沙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对法国俯首称臣，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于是，从葡萄牙到瑞典，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了，也没有英国的盟国了。这必然给拿破仑造成绝妙的机会以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小店主的国家”：禁止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和打击英国的经济，禁止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原木、桅杆以及其他造船材料，与此同时，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则聚集这些原材料。这样，在法国发动下一次直接进攻之前，英国就被间接地削弱了。由于不列颠的出口工业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英国的舰队全都依赖波罗的海生产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树，所以这种威胁是颇为严重的。最后一关，出口收入下降，会使伦敦没有足够的资金向盟国提供援助和为自己的远征军购买物资。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一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自拿破仑在柏林/米兰颁布《大陆封锁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溃退，英法对统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对立系统的相对得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摧毁对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弱点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带来强权政治的可怕后果。
毫无疑问，由于不列颠在那时极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它在拿破仑强制推行贸易禁令的“大陆体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国和顺应它的卫星国（如丹麦）发动的贸易战，给英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危机，积压在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伦敦码头堆满了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城市中存在的失业大军以及乡村的骚乱，增加了商人们的恐慌，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和平。国家扶摇直上的债务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后，英国同美国关系恶化，对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降。此时，英国看来已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了。
然而事实上，英国还是挺住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压力没有长期和持久地发挥影响和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缓解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而俄国同拿破仑的破裂则使英国货物涌入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减轻了1811—1812年的经济萧条。此外，在整个大陆封锁时期，大量英国制成品和殖民地的转口货物在被收买的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走私到大陆。大陆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从德国的黑尔戈兰岛至希腊的萨洛尼卡，违禁商品通过曲折途径被运送到急切的买主手中，就像后来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这些货物在加拿大和新西兰之间往返运输一样。最后，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英国同那些未受“大陆体系”或美国的“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大量增长的贸易来维持。这些地区包括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尽管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极力禁止）以及近东。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英国的贸易一个时期在某些市场被严重切断了，但总的趋势却很清楚：英国产品出口总额从2 170万英镑（1794—1799年），增长至3 750万英镑（1804—1806年）及4 440万英镑（1814—1816年）。
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反封锁”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不列颠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费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1 350万镑（1793年）猛增至4 480万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镑［8］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 460万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 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的官僚们可以想像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扫除一空。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其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保持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 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 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的竞争，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的工业明显地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部分，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门（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从1789年到1813年降到原来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利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