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轨上的爱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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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再到失望是向绝望靠拢的过程，在不停的希望，失望里，最后到达绝望。我知道自己经不起这一次又一次的磨折。
走去阳台晒衣服的时候，周乾还是靠在一面墙壁上安静地抽烟，他似乎站不住的姿势，我在他的脸上看到完全模糊的神色。他不理会我，只是掉眼泪。突然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凭生出一种疼惜，放下手里的塑料盆，我走过去，试图用手指将他脸上的眼泪擦掉，可只是徒劳。这些液体慢慢地浸润我的手指，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我看到周乾微微抽动的嘴角，他的喉结在上下悬移，抽泣。
“为什么？”他咽了一口气，哽咽地问道：“郁为什么会死？”
“我不知道。”我低下眼垂，回答。
底楼院子里的木瓜藤攀得很结实，房东的大儿子正光着上身站在木瓜棚下，用尼龙绳将藤蔓再扎紧些，可他的眼睛却望着我们。周乾闭上眼睛，不停地咽不顺畅的呼吸，试图理顺它们，脸上的眼泪开始慢慢风干。突然，他停下来侧过头，伸手搭住我的肩膀：“他爱你，不是么？”他的手心用了一些力，就像许或离开安福路的那天一样，我的血液在皮肤下蛮横地被阻止，表面有些发烫。我将视线从木瓜藤处收回来，无意与房东的大儿子做任何眼神的交流，兴许方才是心虚了，需要一处可以聚焦的地方，不能失控。
肩膀上的疼痛随着温度升高的皮肤表面传来大脑感应，我仿佛还能听到肩胛骨“咯勒咯勒”要断去的声音，岌岌可危。可我没有挣扎地逃开，只是抬起眼睛，看着周乾，一动不动。他的眉宇间拱起几波褶皱，眼神愠怒，香烟还在我的肩膀上方“兹兹”地燃烧着，烟丝燃断后，眨着火星落到瓷砖上，或者飞上我的耳朵，然后迅速熄灭。我像是一只面朝火堆吸气的白鹅，瞬间便可以在无数的火星里窒息而死。
火星烫到皮肤的声音和皮肤下骨头快要断裂的声音交错在一起，一轻一潜，在我耳膜上打下很好的乐章。我们僵持着，谁都不说话。我觉得丹田里有一股酸意冒上来，直冲鼻息。我低下眼睑努力地将鼻翼里兴起的酸顺着呼吸咽下，可它们还是顺利地通过鼻腔窜入眼眶，在视网膜外的薰出厚厚一层眼泪。这一层液体将我眼里的世界凸现出来，却又变得模糊。
“我不知道”，我挣扎开周乾的手臂，重复道。然后背过身去拿衣叉晒衣服。
“他的死，一定是因为你。”周乾右肩用力地从墙壁上弹起自己靠在墙上的身体，狠狠地将手上几近燃尽的烟头弹出去。他的目标是木瓜棚下的房东儿子，可烟头只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不平整的抛物线，闪着最后的火花崩落在泥地上奄奄一息。虽然烟头没有中的，不过房东的大儿子还是感觉到了周乾的怒气，他很识相地背过身体，自顾自地专心致志扎起木瓜藤。
周乾撇下我，走进浴室，开冷水洗头。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周乾的时候，他正在一家散打俱乐部里做教练，以此谋生。偶尔他也会在入夜的时候，去地下拳场比赛，赚一些外快。这是这么多年来，他固定的生活模式，居无定所地打散工，流浪。在很小的时候，他的亲生母亲便将他寄养给别人，只身离开东北，去上海投靠丈夫。
从小，周乾就被村里的人当作煞星对待，因为在他出世的那晚，村子被莫名的一场满天大火夷为平地，所有的人不得不仓皇出逃。一路上，他们怀着恨意举着扁担抽打他的母亲。在这种强压的气氛下，他的母亲发了疯，时好时坏，所以，更多的人说，她是疯疯癫癫地离开村子，漫无目的地去寻找自己的男人。
在周乾十四岁的那年，他背上一只小书包离开老家，想去上海找自己的亲生母亲，可是
火车一到北京，小书包便立刻千疮百孔，里面的皮夹早已不翼而飞，里面有他亲生父母的照片。
从那一天起，周乾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窝居在火车站里，做起了小偷，还在那些“小偷帮”里寻找当初扒他钱包的人。其实，他只是想要回那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因为自己残存的希望都留在那张相片上，寸步不离。就这样，辗转地，周乾做过很多份职业，从北面一路打工去了上海，可是相片却永远都找不回来了。他说自己只能依稀地记得照片上的场景、父母的轮廓，至于其他，都已经变成蒸发了的水气，消失不见。
在周乾二十岁的那年，他终于在整整六年后，一路坐短程火车，一路攒钱，到了上海。六年的时间已经将他磨砺得坚强实际。下火车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满无目的地在人群里寻找相似的脸庞，而是第一时间地先找工作。
在一家拳术中心门口，他停下来，走进去，脱掉自己身体上的衣服，显露出硕壮的肌肉，找到了一份散打陪练的差事。老板是个矮小的南方人，说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在上海和人合资开了一家地下拳场，收一些内圈人的赌注，赚赚小钱。于是，周乾便利用夜晚空余的时间去拳场比赛，当然输赢是要看老板的意思来决定的。因为这样，他的身体上有很多伤疤，但他却可以用惊人的记忆力说出每一道伤疤的准确来由。那些疤痕像是被海水冲刷后沙滩上留下的印记，一浪一浪的，起伏不定。
我曾经跟在周乾身后，去过地下拳场。那其实不过是一块高起的领操台，四周用弹力绳圈好，对角上坐着比赛的双方。领操台下，则是一群神情各异的年轻人，也有女孩子，通常挽着男人的手兴奋地尖叫。可每次，人群里都会有一两个女孩子，神情凝重地站在对角边上，默默地看着比赛，拳头紧握。领操台上双方每一次的挥拳都仿佛是雷声打在她们耳膜上，一次比一次清晰。她们便是拳手的女友，甚至是妻子。
我去的时候，站在对角上的是一个短发瘦小的姑娘。她的眼睛很大，在聚光灯下，我只能看见她的眼睛一闪一暗，或明或暗，每一下都是随着台上比赛的变化而变化的。最后，周乾赢了那场比赛，他说那是因为有我在。我看见对角女孩子失落的眼神，她翻过拦绳，跑上台去，掏出口袋里的手帕替那男人擦眼角上的血。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安静地看着对方。我拉着周乾的手，看着他们，哭了。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都是这么辛苦地生活着，相爱着。
一个月前，许或在死去的郁面前抽打我的时候，眼睛完全深陷下去。她疯了似地扑向我，抓扯我的衣服、头发，然后蹲下来号啕大哭。哭声越来越小后，她用变了调的嗓音趴在我的肩膀上，反复说道：“你害死他，你害死他。”
在海岛的这些日子来，梦里，许或的声音充满了那一艘艘失控的电梯，随着忽上骤下，永不停歇。梦里的她甚至还会伸出细长的手指卡住我的脖子，像个索命的女鬼瞪凸了双眼。我的心脏在这样的梦境里不停地被挤压，收缩，收缩，再收缩，它用最后的一点气力抖动时，哪怕只消一点蛮力便可以将其捏得粉碎。突然我醒来，顺着床沿翻下地板，爬到角落里颤抖地躲起来。我感到胸口里的心脏随着身体在颤抖，它急促地颤抖，每一次声响都震在耳膜上，异常清晰。如果这个时候郁还在，他会一定拉开床头的灯，立刻从床上下来紧紧地用身体裹住我，直到平复下来。
噩梦如影相随。
周乾开始住在我这儿养伤。我们像三年前那样睡在一起却不做爱，每到这样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一尊失去生命的雕塑，瘫软地躺着，面孔朝上，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他的身体比起三年前，多了更多的伤疤，那些生存的代价在皮肤上留下一条又一条浅褐色的痕迹。我喜欢抚摸这样的身体，手指像经过一道凸起的坎那样轻盈地走过。我们面朝着天花板，安静地躺着，说一小会儿话，然后睡沉过去。如果噩梦来袭，我会翻滚着身体爬下床，找个角落躲起来，蜷缩在一起，不停地在心里喊，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有的时候，周乾能感应得到我的恐惧，他拉开灯，模糊地揉揉眼睛，问：“眉，做噩梦了？”
我们再也没有提起郁，彼此小心翼翼。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在厨房里烧几个小菜，然后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我背着画板从田埂上走来。“眉！”远远地叫道。
小别墅周围的夜是起伏的安静，有一些碎小的声音，是田地里的昆虫，还有一片一片的模糊海声，从椰林那边的亚龙湾传来。夜里，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有时依偎，有时背对。我没有过问三年前他之所以离开的原因，他也像从不曾离开过那样和我保持着淡然却又熟悉的亲近，每天看着自己的伤口，盘算着再能去打拳的日子。
我把素描的海景贴在房间的角落里，像是一片灰色的海，枯枝的椰树，黑色的椰子。它们通常是我平日里的写生练笔，我在海岛上走走画画，在海岸线上捕捉麒麟岛凸起的模样。夜里回来，我才偶尔会动笔开始画那个故事，因为那些场景轻易地从记忆里跑出来，却像个顽劣的孩子那般举着把小刀刺痛过来，在我的神经线上留下一道道伤口，伤口细小并不致命，疼痛却弥久不散。
每个星期我还是会去喜来登一两次，带着速写本，铅笔，还有身体。罗慢依旧不过问什么，照常在开门的时候给我一个久别重逢似的拥抱。他佯睡的模样有与世无争的意思，像是一个海难者漂流来此，和里的诺兰很像。于是，我开始竭力地虚化罗慢，坐在地板上不停地画，直至完全将他剥离成一个流离失所的英雄角色，塞入我的故事。可他依旧是优雅的，在我的画里他戴着那顶威爵尔皮斯的帽子，安静地坐在海边望着无垠浩瀚的海，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当然，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罗慢，他有时会有三十五岁男人的顽皮，闪红着棱角分明的脸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他将帽子很友好地挂在衣架上，配合着衬衫，沙滩裤，像个人的模样。随后问我：“怎样？它像极了稻草人！”
罗慢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童话，最喜欢的是《绿野仙踪》，最近一直在看的是《哈利波特》，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他喜欢会飞的孩子，无论是坐在拖把上施展魔法的，还是被龙卷风卷到半空中露出小内裤的。
我常常觉得身边的这个犹太裔男人之所以从不抽烟、喝酒，可能正是因为喜好童话的缘故。对于尼古丁，他没有生理上的需求，也没有心理上的依赖。当别的男人生闷气抽烟喝酒时，他只会板着脸靠在床上看童话书，一声不吭。
偶尔地，我们依旧会在黑暗里走到海岸线的深处过夜，身后的潮水便裹着可能而来的幸福扑上岸，然后随逆着风退下，再扑上来，一轮一轮地交替，不会停止。漫无边际的海那边隐隐约约看得到细针尖一般的橘色亮光，那是麒麟岛上随时会灭的信号灯。这一带的人们都知道，一旦信号灯熄灭，那个守在麒麟岛上十五年的男人也就从此结束生命。好几个夜里，我都以为那细针尖一般的亮光会突然消失，可海浪卷来幸福再带走，最后还是露出那一点橘色，像是黑暗中硕果仅存的希望。
第六章 《告别》（1）
许或住在离安福路不远的江宁路上，她第一次见到郁，是在他们十二岁的那年。
许或从小跟着一位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