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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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先秦时代的“狐假虎威”，“鹬蚌相争”，都是这一类。佛经中多有杂譬
喻经，《百喻经》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在希腊古代这只称为故事，有“洛
果斯”（logos），“缪朵斯”（mythos）以及“埃诺斯”（ainos）几种说
法，原意都是“说话”。第三少见，在本书中常用第一第二，别无区分。虽
然后世以“缪朵斯”为神话的故事，“洛果斯”为历史的故事，当时则似“洛
果斯”一语通用最广，如伊索本人即被称为“故事作者”（logopoios），与
小说家一样称法。

伊索一派的故事不被称为寓言，或是譬喻，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本来只
是一种故事，说得详细一点，是动物故事。被用作譬喻来寄托教训乃是后来
的事情。这种故事在各民族中间都有，他们在原始生活中与生物的接触很多，
看了他们各色形状，各种习性，构成故事，好像是山洞石壁上的动物画，能
够简要地抓到特点，表示出来。内容是一类的，用处却可以有各样不同，有
些民族的神话差不多就是动物故事，创造宇宙，制作文明的神或英雄多是啄
木鸟和老鼠，有的拿去作宗教上政治上之用，宣传教义，说服民众，这就成
为譬喻，再则只当故事讲讲，口耳相传，没有多大变化，多保留着原来的性
质，始终还是动物故事，是以故事为主体的。

世界上最能利用动物故事的有两个民族，第一是印度，第二是希腊。希
伯来文学收集在《旧约》内，分量很不少，只在《士师记》第九章里约但说
有一个故事，是很好的寓言，即本书的“树木与橄榄树”（一三三页）。可
是独木不成林，算不得数。《四福音书》中有几个譬喻，那恐怕有了希腊的
影响，以故事论也并不好。中国有那些“狐假虎威”等故事在《战国策》内，
以后却无嗣响，便是孔子、庄子、韩非等人引用故事的手法也很少见，趋于
纯粹的说理了。印度的动物故事很是丰富，利用在宗教上，举世不见其匹。
菩萨的“本生故事”（Ja…taka）中这种分子极多，汉译经典中也随处可见，
最有名的可以说是“月兔”这一件。《西域记》卷七云，“有狐，猿，兔三
兽供养菩萨。兔无所得肉，舍身火中。帝释愍之，取其焦兔。置于月内，令
未来众生举目瞻之，知是菩萨行慈之身。”本出《未曾有经》，流传中国，
以至今日。希腊则因政治关系，动物故事乃自民间而进入市场学校，利用于
政治与事理之论争，其事始于“霸王”（tyrannos）时代，自由言论殊有危
险，故多以譬喻出之。情形虽不尽同，但其方法盖与战国策士相类。及共和
制行，言论已可自由，而演说中用寓言的习惯继续存在，文士哲人亦提倡使
用，故流行甚广。动物故事起源于民间，文人加以利用，或亦有临时创作者，
随地随时本无一定，也难有作者的主名，但照例故事积聚，自然终多归着于
一处一人，这事既非实，此人或有或无，亦无可考，唯由分而合总是事实，
寓言的著作遂归于伊索即埃索坡斯一人的名下了。

关于伊索的事，比较可信任的只在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史书》第
二卷中有一节。他辨说妓女罗陀披斯（Rhodopis）不曾建造埃及金字塔，因


为她是女诗人萨波（sapphō）的兄弟的情人，不是埃及皇后，时代也不合，
他说：

罗陀披斯生在亚玛西斯（Amasis）王的时代，是得拉开地方的人，是萨摩斯人赫拜

恩妥坡利斯子雅特蒙（Iad…mon）的家奴。那故事作者埃索坡斯是她同僚家奴之一。埃索

坡斯也是属于雅特蒙家的这事有好些证据，其一是得耳福人遵了乩示，声明如有人对于埃

索坡斯的被害要求赔偿，可以去领，末了出头来的乃是雅特蒙，即故雅特蒙的孙子，他领

了赔偿金去。因此可知埃索坡斯确是雅特蒙家从前的家奴了。
我们尊重这“历史之父”的话，也只能至此为止。至于伊索为什么在得耳福
被害，那就无从知道，虽然后来的传说也有说及。据说他被老雅特蒙解放，
成了自由人，为吕狄亚王克洛伊索斯所信任，被派遣往得耳福，发给市民每
人金四“木那”。因有争论，中止不发，市人愤怒，被投岩下而死，后发生
大疫，往求乩示，命赔偿赎罪乃已。这一节话已经无征不信，后来更说他相
貌丑陋，头尖，鼻塌，颈短，嘴唇突出，色黑，足弯，腹大彭亨，舌短，言
语不清，那更是信口胡柴，只图形容得他奇怪，与常人不同，却是全不足信
了。

希腊的寓言虽然写着伊索的名字，可是没有一篇可以指得出来确是他的
作品，不但这里边分子复杂，而且纪录的年代较迟，与他本人也相差很远了。
伊索生存的时代据计算当在基督前五百七十年时，比孔子要长一辈，最早的
寓言集则成于基督前三百年顷，中间有二百多年的间隔，这书名为《埃索坡
斯故事集成》（LogonAisopeionSynagogai），是法勒隆的得墨特里俄斯
（DemetriosPhalereus）所编，他是亚里斯多德的再传弟子，著过好些书，
曾任雅典长官十年，晚年在亚力山大，帮助那里大图书馆的成立。原书收有
故事约二百则，今已散失，但当时风行一世。在一世纪初期，有希腊人在罗
马为奴者名拜特路斯（Phaedrus），后被解放，以拉丁韵文写寓言五卷，共
九十七则，附录三十二则，大抵取材于此，可以说是间接留存了不少。同时
有拔勃利乌斯（Babrius）以希腊韵文写寓言共百二十二则，其抄本至一八四
四年始被发见。四世纪时罗马人亚微亚奴斯（Avianus）又以拉丁韵文写寓言，
得四十二首。以上韵文本三种均存。寓言原本自系散文，文人或改写为诗，
据柏拉图说，苏格拉底以大逆不道判处死刑，未服毒人参之前，亦曾就记忆
所及，将伊索寓言翻为韵文。但奇怪的是散文原本今悉无存，后人复从韵文
改写为散文，并杂采各种故事，混为一编，虽冠以伊索之名，其中多有印度
亚刺伯的成分，有些是基督教的，经中古时代的编者写为希腊文，插入中间，
如上文所说约但的故事是最显著的例。佛教的“本生故事”相传为迦叶佛所
撰，在印度古代很是流行，基督二四一年顷流入锡兰岛，三百年之后由一锡
兰使臣带至东罗马，旋即译文，名为“吕皮亚故事”（LogoiLybikoi）共约
一百则，未准伽陀之例，有数言指示教戒，后来寓言遂沿此习，在古时盖本
无有，有时下语拙滞，或反减少效力。这样看来，希腊寓言受了印度的影响
很不浅，不但是内容有些由于借用，形式上尤有迹象留存，而伊索那时的式
样乃不复可见，这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吧。

寓言中历史最古的要算本书中《莺与鹞子》（五页），这已见于前八世
纪中的赫西俄多斯（Hesiodos）的诗里，其次是《鹰与狐狸》（二页），见
于前七世纪中的亚耳吉洛科斯（Arkhi…lokhos）诗里，又《（被箭射的）鹰》
（五页），见于前六世纪中的埃斯库罗斯（Aiskhylos）的悲剧断片中。迟的
便是有些基督教影响的，这自然当在四世纪中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之


后，虽然如《说马幸福的驴子》（一四一页）中云，以贫穷为满足，又《秃
头的骑手》（一七九页）中云，我们是裸体而来，也是裸体而去，可能是晚
期希腊诗人的思想，不一定与基督教相关，但文字有好些实例，都是《新约》
以后的用语，那总是实在的。这所表现的前后时间不算不长，社会情状也有
改变，可是人民的生活还是差不多一样，一样地辛苦，暗淡，不安定，因此
不但故事的空气是一致，就是在后世若干年间，这些故事与教训还是为世人
所理解尊重，实在是不足怪的。《伊索寓言》向来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
里边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
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所说的都是奴
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现在《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乃是世界的古典文学
遗产之动物故事，像一切民间文艺一样，经了时代的淘汰而留存下来，又在
所含的教训上可以想见那时苦辛的人生的影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贵重的
资料。

□1955　年刊“人文”版《伊索寓言》，署名周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遵主圣范

前几天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见到一册洋装小本的书，名曰《遵主圣范》，
拿起来一看，原来乃是ImitatioChristi　的译本。这是一九一二年的有光纸
重印本，系北京救世堂（西什库北堂）出版，前有一八七五年主教田类斯的
序文。

这部《遵主圣范》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我所见的是两种英译），虽然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听说这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一部代表的著作，却没有
道学家的那种严厉气，而且它的宗旨又近于神秘主义，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味。
从文学方面讲，它也是很有价值的书。据说这是妥玛肯比斯（ThomasKempis，
1379—1471）做的，他与波加屈（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虽是生
的时地不同，思想不同，但同是时代的先驱，他代表宗教改革，正如波加屈
代表文艺复兴的潮流。英国人玛格纳思（LaurieMagnus）在《欧洲文学大纲》
卷一上说：

出世主义是《遵主圣范》的最显著的特色，犹如现世主义是《十日谈》（Decameron）
的特色。我们回顾过去，望见宗教改革已隐现在那精神的要求里，这就是引导妥玛往共生
宗的僧院的原因。我们又回顾过去，从波加屈的花园里，可以望见文艺复兴已隐现在那花
市情人们的决心里，在立意不屈服于黑暗与绝望，却想用尽了官能的新法去反抗那一般的
阴暗之计划里了。无论在南欧在北欧，目的是一样的，虽然所选的手段不同。共同的目的
是忘却与修复；忘却世上一切的罪恶，修复中古人的破损心，凭了种种内面的方法。《十
日谈》里的一个贵女辩解她们躲到乡间去的理由道：”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鸟的歌声，看
见绿的山野，海水似地动着的稻田，各色各样的树木。在那里我们又可以更广远地看见天
空，这虽然对我们很是严厉，但仍有它的那永久的美；我们可以见到各种美的东西，远过
于我们的那个荒凉的城墙。”正是一样，妥玛想忘却他的心的荒凉，凭了与天主的神交修
复他精神的破损。
这一部中世纪的名著中国早有了汉译，这是我所很欣喜的。据田类斯主

教序上所说，“其翻入中国文字者，已经数家，但非文太简奥，难使人人尽
解，即语太繁俗，且多散漫，往往有晦作者之意。”可见狠早就有译本，可
惜我们都不知道。单就这一八七五年本来说，也就很可珍重，计那时正是清
光绪元年，距今不过整五十年，但是文学翻译的工作还未起头，就是最早的
冷红生也还要在二十年后，而《遵主圣范》新译已出，并且还是用“平文”
写的，更是难得了。自然，《新旧约》的官话译本还要在前，译时都从宗教
着眼，并不论它文艺的价值，这也是的确的，但我们无妨当它作世界文学古
译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