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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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湾文学革命的意义。
张我军说，“我们今日欲说文学革命，非从胡适的‘八不主义’说起不可。张我军说的这“八不主义”，就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到的“八事”。张我军在详尽解说胡适的这“八不主义”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在文学内容方面，张我军认为：
中国近世的文人（当然台湾的文人也在内），只一味的在声调字句之间弄手段，既无真挚的情感，又无高远的思想，其不能造出伟大的作品也是当然的。况台湾今日的文学，只能求押韵罢了，哪里顾得到情感和思想。这种文学当痛绝之。
联系台湾文坛实际，张我军还指出：“常常有一种人，他明明是在得意的境遇，而他自己也很满意着，但一为诗文，便满纸‘蹉跎’、‘飘零’、‘落魄’……等等。还有一种人，每每自负过大，自以为名士才子，实无其力，一味奢求，每不论于自己的地位。所以作诗为文，满口哀怨，好像天下无一知己似的，这都是无病呻吟之例。”由此看来：
夫艺术最重要的是诚实，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所以不说诚实话的文学，至少也可以说不是好的文学。我们应当留意这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切不可满口胡说，无病呻吟。
更为重要的是，张我军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确认胡适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而且在这个前提下还强调“创造是艺术的全部”，摹仿古人是要不得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欲摹仿某时代，或某人的文学，这是一定不可能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受感化与摹仿不同，须当分别）。我希望有志文学的人，务要磨练创造之力，切不可一味摹仿他人。须知文学之好坏，不是在字句之间，是在创造力之强弱。
在文学形式方面：
一是不用典。他认为，这方面要具体分析，分别待之。广义用典，多数“皆是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的”；狭义用典，是说“文人词穷，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所以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前言是“喻”，后者是“代”，所以多数的广义用典是可取的，主张不用的则是后者的狭义用典。
二是不用套语烂调。他说：“我们做诗做文，要紧是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 历之事物，个个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文学上的技巧这就够了。大凡用套语烂调的人，都是没有创造之才，自己不会铸词状物的。”
三是“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他说：“对偶若近于语言的，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没有字之多寡，或声之平仄，或词之虚实的，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特性，我们不必去拘它。”然而，“文中之骈，诗中之律”，或被限于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或种种牵强刻削，这委实是束缚人的自由的枷锁，和八股试帖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现代的人，徒知八股之当废，却不知骈文律诗之当废，真是可痛！”
四是“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他感慨，“文与诗之不讲究文法的在所皆是”，是谓“不通”，这是最浅明的道理，何用详论呢！？
五是“不避俗语俗字”。从中外文学发展的经验出发，张我军力推“白话为文学的正宗”，“我们如欲普遍国民文学，则非绝对的白话不可。”
3、文章以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为结论，这就是“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③、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就是说，号召台湾人民高举三个“打倒”、三个“建设”的大旗，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则是深入论述诗歌革命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诗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为台湾诗界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文章也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扫清道路。
张我军的文章击中了台湾旧诗界的要害，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旧文学。台湾旧文学的势力，像当年林琴南等人反对新文学一样，又进行了“谩骂”式的争辩。在双方激烈论争中，对峙的营垒十分鲜明。
就在张我军的文章见报后的第四天，1925年1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发了署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除了“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两个：（1）关于台湾白话文学，即“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是普通汉文加添几个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不通不）文字”。“夫画蛇添足，康衢大道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又几个（不通不）文字。”“怪底写得头昏目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2）关于中国新文学，即：“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
第二天，张我军写就那篇著名的反驳文章《揭闷葫芦》，同年1月21日在《台湾民报》3卷3号发表。张我军认为，闷葫芦生的《新文学的商榷》完全没有触及新文学的根本问题，“只是信口乱吠罢了”。张我军说，按理，和他理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要玷污了自己的笔，然而，最终还是写了此文，那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也就是说，他要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于是，针对闷葫芦生的错误观点，文章论述了两个问题。
1、为“新文学”定位。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首先，“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和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以下都是说中国文学，因为说汉文不甚通，中国人也已不用了）”。其次，“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然而台湾的中国文学家大都把新文学摒除于中国文学之外。”接着，张我军生发开去，幽默地打了个比方说：“若照他们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才是中国人，而‘新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了，若不是中国人是什么？”接下来，笔锋一转，张我军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台湾旧文学势力的领军人物连雅堂的谬论：“实不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是指‘新的中国文学’呢？难怪乎如某大诗人说提倡新文学的人都说‘汉文可变’！”其三、中国的新文学“是时势造成的中国公产”，“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只不过他们两人是其“代表”罢了。其四，胡适的“商榷”，“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所以，十年前中国新文学“商榷”已有定论而且在文学创作上已成气候，如今“顽固、不识时势”的台湾旧文学家的反对，“严厉地指摘了旧文学的坏处”，“揭出台湾旧文学家的劣根性”，当然是“无半点怪异的事”更扯不上“骂得如杀父仇”之“乱骂”！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5）
2、新旧文学的区别。
张我军认为，“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着重谈了语体文（白话文）的问题。文章指出，“文学是渐渐进化的”，“今日所用的中国文字不是仓颉一个造的，是几千年来历代的学者文学家造成的。我们欲描写一件事或表一个感情，若没有适当的文字，我们尽可随时随地造出适当的文字来”。中国文字发展到今日，和过去文言相对，称之为“语体文（白话文）”。当今世界，“日本的文学已全用语体文”，“英、美、法、德等诸国”，则早已“没有语体与文言文分别”，也就是早已用了语体文（白话文）了。在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同的发展趋势？张我军说，这是“语体文较文言文易于普遍；易于活用。”所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不是“画蛇添足”，更不是在走羊肠小道，而是正在“通衢大道”上前行。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方面，郑军我、蕉麓、赤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谩骂和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更是积极应战，予以反击。他们以《台湾民报》为阵地，连续著文，批驳了旧文学的谬论。后来，随着论战的持续进行，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的杂志《人人》和张绍贤创办的杂志《七音联弹》，也分别在1925年3月或10月问世。论争中有影响的文章，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有：3卷4号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之商榷》，3卷5。6。7号的张我军的《随感录》，3卷5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3卷17—23号的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运动》以及赖和的《答复〈台湾民报〉》等。此外，《七音联弹》创刊号上有张绍贤批评连雅堂的文章，《人人》2期上有杨云萍批评旧文学写作态度的文章。
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7号上，声明不再理会旧文学一方的无理谩骂，但双方的论战并未因此而结束。就在论战的高潮将要过去的时候，台湾新文学却要在“立中破”了。于是，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到“建设”的新阶段。
第五、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里说过，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要知道，只能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旧文学的时候，旧文学才会自然消灭。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的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被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
当时，在台湾倡导文学革命的先驱，接受了胡适这个理念，按照文学革命的一般进程，在大破旧文学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开始了“从建设一方面用力。”1925年3月1日，在《台湾民报》3卷1号上发表的《随感录•；无名小卒》一文，张我军已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他说：“在一个月之间，差不多有十来起骂我的文字，也有捏作三句半诗的，也有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的，也有捏造事实的，也有攻击人身的，但却没有一个敢报出名的。我实在觉得也好笑也可怜。”“但总之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此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这时的他们，一面仍然以理论为引导，为新文学开花结果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去作文学实践，去创作各种体裁的新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