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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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5日，陈福全还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在《台南新报》上发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里就说，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果台湾之为白话者”，“观众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统一言语未由也”。
张我军对此也有意见发表。在1925年8月26日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的下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彻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这不过我们有种种不得已的事情，说话时不得不使用台湾之所谓“孔子白”罢了。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显然，张我军的这番话是针对“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而说的，但反驳无力，其原因在于他说得不尽科学：（1）作为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能用另一种方言为标准去责难它这不合理那不合理，至于它被使用的区域小，或被使用的人口少，那是历史上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生活因素形成的，不是“合理”“不合理”的根据。（2）作为闽方言中的一支次方言的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和汉语其他方言，如粤语、吴语等一样，都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去粗存精，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语言，在台湾话还处于待提炼的状态的时候，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说它没有文学价值。（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统一了文字，各个方言区，包括使用闽南方言的台湾地区，都采用了统一的方块汉字。不能以此说，没有某方言的文字就是“下级话”。在方言与方言之间，绝没有上、下之别的，有的只是殖民统治者使用的语言歧视被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之别。而且，在这里用“下级话”，是不是也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我军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再说，张我军恰恰是以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为标准去审视台湾话的，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上述不尽科学的说法。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台湾回归祖国的必然前景，从民族文化的归属，从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发展的关系来考查，张我军的主张——“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是正确的。张我军也试图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论述，只是说得不全面、不透彻罢了。另外，从张我军的论述来看，他确实也感到，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话之间是有距离的，要“言文一致”，又如何办呢？为此，他又专门研究“中国国语文法”，探讨解决的办法。1926年在台南新报社出版的《中国国语文法》的《序言》里，他说：“用汉字写台湾土话的，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白话文’”。这表明，张我军也是在设想缩短这种距离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9）
除了张我军在探索，赖和等其他台湾新文学先驱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1926年1月24日，赖和在《台湾民报》89号上发表的《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就是他思索后的认识。在他看来，“新文学运动”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稍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在台湾，中国的白话文，还是不能做到“舌头和笔尖的合一”，势必要从台湾话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使言文真正做到合一。又比如，1927年6月，郑坤五在《台湾艺苑》上尝试着用台湾话写作，以“台湾国风”为题，连载民歌，并且首先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
这一切都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走向深入，要尝试着解决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口语的矛盾，进一步真正做到“言文一致”了。从这一点看，这也就是“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发生的内因。
30年代的这场论争发端是黄石辉的文章。
1930年8月16日，《伍人报》第9号至第11号，连载了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出发，黄石辉写道：
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理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如果要的，那末，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应该起来建设乡土文学。
显然，在黄石辉看来，他提倡的“乡土文学”是以“劳苦群众为对象”的，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这正是当时建设台湾新文学要解决的问题。要为劳苦大众服务，自然要深入劳苦大众的生活，作为台湾作家，自然要深入到台湾劳苦大众的社会生活，所以，文章又写道：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亦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
那么，写台湾劳苦大众的、为台湾劳苦大众服务的“乡土文学”，采用什么语言呢？文言文，他认为是代表旧贵族的，不能用；正在倡导的白话文，“完全以有学识的人们为对象”，与劳苦大众的口语也有相当大的距离，也不能用；于是，黄石辉就倡导：
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
这样的倡导，可以说，和当时大陆瞿秋白、鲁迅等人正在倡导的“大众语”不谋而合了。其结果，也就“使文学家趋向于写实的路上跑”了。
此外，用台湾话写成各种文艺，黄石辉认为，要排除用台湾话说不来的或台湾用不着的语言，要增加台湾的特有的土语，如国语的“我们”，在台湾有时用做“咱”，有时用做“阮”。他又主张，“无论什么字，有必要时便读土音”，也就是增加台湾读音。
黄石辉的这篇文章，限于《伍人报》极少的发行量，又因杂志不久被禁，没有刊完，影响有限。即使这样，“却亦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有许多有心人”写信给他“追问详细”，还有几个人找他当面讨论（见黄石辉：《再谈乡土文学》。）。
一年后，郭秋生站出来响应了。1931年7月7日起，郭秋生在《台湾新闻》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的长文，约27000多字，连载了33回。归纳起来，文章讲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要用“台湾话文”？
郭秋生从日据台湾后，日本人和台湾人所受教育的差别谈起。“台湾人要哪里去呢？出外留学没有能力，在地糊涂了六个年头，公学校没有路（录）用，结局台湾人不外是现代知识的绝缘者。不止！连保障自己最低生活的字墨算都配不得了。”于是，台湾患了“文盲症”。为医治这种“文盲症”，用日文吧，郭秋生坚决反对，为的是抵制同化；用汉语文言文呢，10年之前就反对了；用汉语的白话文也不行，仍然不能做到“言文一致”。郭秋生说，即使用双重工夫去学习汉语的话文，也不能解决台湾语（口语）与汉语白话文（书面语）的距离，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台湾的文盲症。因此，郭秋生主张“台湾话的文字化”。
2、什么叫“台湾话文”？
什么叫“台湾话文”？郭秋生明确地指出，就是“台湾话的文字化”。他认为，这“台湾话文”就是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它的优点是：比较容易学；可以随学随写；较容易发挥其独创性，读者较易了解。总之，每一时代都自有特色，如果没有直接记录该言语的文字，则不能充分的表示意思。
3、用哪一种文字记录台湾语？
当时，蔡培火等人正在提倡罗马字。早在1922年9月8日《台湾》3卷6号就发表了蔡培火用日文写的《新台湾的建设与罗马字》一文，提出了罗马字的应用问题。1927年1月2日，《台湾民报》又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我在文化运动所定的目标》，公开提倡罗马字式台湾白话字。在他看来，台湾话的“欠点”是，“台湾话不能用汉字记写得很多，所以台湾话是仅仅可以口述，而不可以书写的”，如果能够克服这个“欠点”，“台湾的文化运动，就可以一泻千里”。那么，“有什么可以解救台湾话这个欠点”呢？他说：“那单单二十四个的罗马字，就可以充分代咱做成这个大工作。唉哟！这小小二十四个的罗马字，在我台湾现在的文化运动上，老实是胜过二十四万的天兵呵”。实际上，蔡培火的主张只在一部分台湾基督教徒中流行，并未成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从事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均怀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对于非我族类的文字心生排斥。
同样，郭秋生也坚决反对蔡培火的意见。他说：
台湾语尽可有直接记号的文字。而且这记号的文字，又纯然不出汉字一步，虽然超出文言文体系的方言的地位，又超出白话文（中华国语文）体系的方言的位置，但却不失为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
他还说，“台湾既然有固有的汉字”，“任是怎样没有气息，也依旧是汉民族言语的记号”，“台湾人不得放弃固有文字的汉字”。这就是说，要以现行的汉字为工具来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而这“台湾话文”正是汉字体系中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字。
郭秋生的这个主张，有着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如果采用汉字，台湾话文最终将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融为一体。这一点，负人（庄垂胜）在1932年2月1日《南音》1卷3号发表的《台湾话文杂驳三》一文，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