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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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战史上有许多经典战役，我都是通过史书和纪录片知道的。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不喜欢斯大林的武断专横，但你无法不感谢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日本关东军的全面歼灭；你也可能不喜欢罗斯福的美国式谋略，但你无法不由衷地赞叹美国人的参战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神经。当然，二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以三千五百万生命的牺牲，将最凶恶的日寇打败了，这是二战史册上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没有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到足够严厉和持久的教训，甚至像天皇裕仁这样的头号战犯都逃脱了审判，而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魁首冈村宁次、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也轻易地逍遥法外。这都为日本在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没有像样地反省过自己的罪责留下了无可挽回的隐患。不说别的，当年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中，竟然有重光葵这样的战犯再次当上日本外相的，更有岸信介这样的战犯直接就任日本首相的，这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都没有让日本人从根子上消除军国主义的思潮和梦想，战争的遗毒仍然左右着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受害最深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里都是被日本人奉为“老师”的，“一衣带水”和“同宗同源”的关系使国人直觉地以为“学生”不会打“老师”，其实不然。有一个说法，越是有能力教训日本的国家，如美国，则越受到日本的正眼相看，而越是对日本低眉顺眼的国家，越是被它欺侮轻视。我清晰地记得，为了弹丸之岛“竹岛”的归属权，韩国民众不惜举国抗议，更有青年断指盟誓，以热血之躯捍卫韩国主权。我们可以想见正日趋强大的中国，对死不认罪的日本少数极右势力，也当以同仇敌忾的心态，不仅勇敢地说不，而且理当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宽恕一切由战争贩子对中国人民制造的侵略罪责。
　　我是二战结束三年后出生的中国西北人，对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二战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源于历史教科书。当然，日本人自己编的一再篡改了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教科书，是骗子们的把戏，没有哪个中国人屑于一渎。在我的读书和写作生涯中，对日本文化、日本历史、日本文学乃至日本美术的关注，在数量上是不少的，但常常纳闷：如果万物有灵的话，像日本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和自然风光的绝对算得上美丽国度的海洋列岛国家，怎么会滋生出视生命如草芥的法西斯主义？怎么会对有恩于它的大陆邻国有着
　　那样惨绝人寰的侵略和屠杀行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了六十年的星转斗移，这个曾经以雄狮鹰隼的凶蛮形象让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蒙受巨大苦难的战败国，至今仍然以铁石心肠在各国人民的怒目怒斥怒吼中无动于衷，仍然对靖国神社供奉的恶魔的阴魂情有独钟，仍然以一副自傲于受害国家和人民之上的冷酷无情出现在各种场合，仍然以为当年的战争机器和当今的经济大国都具有不可一世的力量。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让邻国失去安全感的国家，我们当然需要它的道歉和反省，但我们更需要认清它的劣根和本质。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敢于对日本说不的时候，当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战争受害国的谴责、抗议以及这些国家人民的心头怒火置若罔闻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在提醒日本以史为鉴的同时，更加坚定地表达我们内心对军国主义的愤怒、憎恶和腻烦。
　　很多中国人都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是日本，大概是受了所谓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吧，似乎“远亲不如近邻”这句朴实到家的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事实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是日本，二是沙皇俄国。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日本这个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却从甲午战争开始，比任何列强都更加疯狂更加邪恶地欺凌中国。特别是从“九•；一八”开始，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恐怖硝烟。可以说从那个时刻起，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已经根本不可能让背水一战的中国民众选择与日本媾合，虽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践踏一切的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精神，但却也从来不缺少与凶残的敌人殊死百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今天为之自豪的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们，很多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战成名的，他们才不管你刀上的菊花有多么狰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才是人间正道。
　　今年的高考题目是关于忘记与铭记的，有作文老师事后告诉学生应该写写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有关的内容，但据我所知，很少有学生这么去写。要我来写，我也只能把忘记与铭记合并为一种刻骨的记忆，就是日本人总想忘记什么，而我们却要世世代代铭记到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一个西北作家，我曾多次去过敦煌，发现大批外国游客中，总是日本人的身影最多。据说在捐赠给敦煌研究机构的国外善款中，也属日本人最为慷慨，这多少让我打消了与日本游客不相往来的心理。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如此，就让我把历史写在沙子上，而把捐款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曾经有过与日本游客的交谈，这些敦煌文化的崇拜者，应该说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也都非常痛恨六十年前的侵华战争史，其中一位日本老人拿着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作品《敦煌》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是文化寻根的，而那些到靖国神社参拜的人，却是要斩断文化的根的。我听后不知不觉间泪水盈眶，心想：两国人民之间是可以成为知音的，就如同真正的风景是有意邀请任何花朵都来聚居的，而刀光掠走的花影是不能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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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辉：在冬天，怀念梅志（1）　



　　狂风一夜，落叶满地。说是北京今年的冬天来得慢，但还是在大风之后携着寒意来了。
　　在初冬，我怀念梅志先生。
　　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太熟悉这些诗句了。我儿时的成长伴随着不断地朗读它，背诵它。如今想起它，不只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更是因为，词中傲雪挺立的梅花意象，总让我联想到梅志生命的美丽。
　　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悲哉？幸哉？
　　几年前，我曾为丁聪先生画的梅志肖像画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让我想到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勇　敢。”
　　与毅然前往西伯利亚，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梅志陪同丈夫胡风奋斗、漂泊、受难，逆境中表现出惊人的坚毅与沉静——这就是她的生命的美丽。
　　第一次见到梅志，是在一九八一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念书。一段时间，贾植芳先生就一直在念叨：“胡风到上海来治病了，他在监狱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关切和期盼，让我感动。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梅志会来他家里吃饭。他要我到时也来。
　　走进客厅，见到了梅志和女儿晓风。我吃惊地看到，年近古稀的梅志在历尽牢狱磨难之后竟无一点衰老迹象。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什么长吁短叹。她的语调柔和，但说话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最美的是眼睛，有脱俗的清澈。这些，与整洁合身的浅色便装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有意无意之间用女性的美丽为她经历的纷乱动荡的时代提供了强烈的反差。我注目她，听她和先生、师母闲谈。当时没有相机，未能为他们难得的重逢留下影像记录，想想真是遗憾。
　　几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毕业来到了北京。稍事安顿，我便去看望胡风、梅志，还带去了贾先生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贾先生请他们对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多多关照。当时他们还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大约是个两居室。经过在上海一段时间的治疗，胡风病情已有所好转，可以进行简单对活。他的神态虽显得木然，但偶尔闪出的目光却有力而倔强。家里主事的当然是梅志。
　　不久，得到政治上平反的他们，新分到一套住房，开始张罗搬家。新家在木樨地，是当年北京刚刚盖好的两幢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楼。一些复出的老作家，如胡风、丁玲，还有一批副部长级官员都入住其中。这年夏天，胡风一家搬进了新居。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把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搬家。记忆中，除了几书架书之外，没有太多家具，一辆卡车还没有装满。搬进木樨地，他俩再也没有离开。可惜胡风在这里只生活了三年就在一九八五年逝世。梅志晚年的最后二十二年则一直在这里度过。在这里，她撰写《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在这里，她写下一篇篇感人的散文；在这里，她看着小孙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最有家庭气氛的日子——只可惜胡风早早离她而去。
　　二○○四年十月，梅志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和胡风最后的家。而他们那年搬进新居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拥有稳定而平静的家，是梅志期盼一生的梦想！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请梅志为“居京琐记”专栏撰文，她写来的第一篇散文《四树斋》，就是描写他们五十年代在北京的家。三十年代和胡风结婚后，他们一直都在漂泊。先是抗战期间的逃亡，再是内战期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一九五三年，胡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一个小四合院，位于景山后面，与北海公园相邻。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舒适安稳的家，是已经受到批判的胡风此时最大的愿望。他自己张罗着将房子修葺一新。他扩大了厨房，给厕所安好抽水马桶。小院虽只有四间房，但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又买来四棵树种上，分别是：梨树、紫丁香、蟠桃、白杏。这年夏天，一家人来到了北京，住进　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然而，他们此时已经陷入困境之中了。搬进新家后，胡风高兴地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但第一次标明“写于四树斋”，就听到文艺界一位领导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一九五五年五月，风暴突如其来，梅志在胡风被捕几个小时后，也被从家里带走。他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只住了一年多的新家了。几年后，这一带被拆除，盖起了一个部队机关的大院。房子被拆时，她和胡风都正在狱中度日如年。他们又没有了家！他们被关押十年，一九六五年底刚被释放又赶上”文革”爆发，胡风被遣送至四川，梅志陪伴前行，接着胡风又被判刑，梅志仍然陪同，一起在劳改农场劳动十几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释放出狱，获得平反。从结婚那年开始，漫长的四十几年，一个妻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