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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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白羽”作了自己的名字；他喜欢平明时分，在《平明小札》中有过这样的题记：“晨曦乍上，清气袭人。这是我最酷爱的时间，最酷爱的所在，当然也有着我最酷的心境。”他终于在最后一次看到平明后的一个下午告别了他一生都热烈拥抱的世界。我寻他时，却看到箭羽一般的他没在了万丈晨曦中，那里，他将要拥抱的第二个太阳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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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1）
几年前我的一次画展上，拥挤的朋友们使尽一切力量挤过来和我握手祝贺，究竟接待了谁，我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因为大家那时都是一个样——激动、喜悦，为我的成就擦着止不住的泪水。这里没有骄傲和狂妄，更多的是我人尚在人间和我画作来之不易。
这时刻，猛然肩头上挨了一大拍，我惊魂未定，接着这人又来了一个拥抱，那热情洋溢，那老友相逢，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是哪个老朋友给我来了这么一招？”定睛一看，我的脸立马从喜悦拉回到阴沉，我不会来假的，透明的我怎么也装不出假笑来。我没跟着他激动，也没笑出来……
他怎么好意思和我如此这般的套近乎？他似乎忘记了“文革”时一个刚刚从中专毕业的学生就能跑到台上对我“控诉”和“批斗”？我们并不相识，他刚刚分配来，我怎么就会在他三岁的时候把他头上弄了一个
大疤（这个疤从正脑门上“定位”，足有三寸长）？他“控诉”我是“汉奸”，那疤是我给他搞的。
想起来很好笑，他三岁的时候我才七岁，七岁能当汉奸也够有本事的；他三岁时在上海，我七岁时在济南；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什么鸟本事把手伸到上海，还往他头上打了一个三寸大疤？他三岁时他爸爸在上海开皮鞋店，我七岁时在济南一个救济会里上贫民小学，1959年我才去过一次上海，他三岁时是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了这么个疤，我七岁时是在破庙里衣食无着、苟延残喘，怎么跑到上海去当的汉奸，而且打得他头破血流结下一个三寸疤？……不客气的讲，我七岁时连楼梯都没见过。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今天他竟然在画展上给我玩“老朋友”。真逗！
看见他，展览会的一切成就感全没啦，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小屋躲清静。脑袋里翻腾着一幕幕远去的思绪，这么大的一个画展仿佛像在梦中，因为这展、这人、这情绪怎么让他这一拍就拍得乱了方寸呢？！
我衡量人的标准绝对不分你是地主富农出身，还是庶出二奶养的，只要是好人，管他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呢？
我坐在这小屋里，外面看展览的人熙熙攘攘，从看到这个人后，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一出出滑稽剧在我脑子里“隆重上演”。
记得一个地主出身的学生，还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他比我大七八岁，那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从台上跳出一个地主学生？他控诉我的—句主要罪行是“为了搞反革命；为了他失去的天堂，他说老婆也不要分！”这罪多吓人？！谁有那么大本事在那恋爱都不敢拉手的年代，去大胆搞反革命而且还把老婆搭上？
蒋介石是反革命，那么大头头，他得娶多少老婆去让人搞反革命？那反革命里有很多女的怎么办？蒋介石忙得过来吗？
他家是地主，我是城市贫民，我失去了什么“天堂”？他又到了什么“地狱”？这不是不打自招？
我的“天堂”已经忘记了，小孩记不住苦难的童年，因为小孩不会“记仇”。我只记得一生忘不了的日子（1949年4月12日我参军），用这地主学生讲我进了“地狱”，这一天赶上吃大肉包子，一口气来了九个，撑得我三天没爬起来。这进地狱第一天就吃大肉包子喝鸡蛋汤，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小孩不争气，我怎么就会把“天堂”给忘了呢？
还有一个老几，也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学生，我俩之间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他比我这个老师也就小两三岁，出身富农，爸爸是三青团区委书记，劳改死的，大伯和叔叔当土匪给枪毙的。
那时“出身”不好的人和子女，日子都不好过。我还经常给他粮票、稿费之类的以“资助”他搞“反革命”。他挺有本事，他上台检举我的当天晚上还给我“交心”，当然还是“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但是第二天斗争会一开始，第一个跳到台上批斗我的竟是这个小丑。先上来就给我来了一句“小恩小惠”拉他“下水”，接着就把平时的“无话不谈，无心不交”都给交了出来，我顿时感到不可思议，心想：不是昨天晚上“无话不谈，无心不交”时他讲：我不会把你交出来”吗？怎么这批斗会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他？！……最最不可思议的事，平时“谈心”的那些事怎么就记得那么一句不漏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顿悟”，原来朋友的“朋”字还有这么多学问。这个“朋”字一开始就说，这朋友里面有一半是“丿”是歪的，或说是些歪门斜道的。有一半是“”是正的，或者说是些正人君子。这一撇说明你有难处时，他撇下你就走人，那一立刀说明你有不幸时他能两肋插刀。这告诉人们要小心交友，不然会泪洒胸怀，你没看到那个“朋”字的肚子里夹着那么多泪水吗？这泪水全都浇（交）在这“朋友”二字里了……
这一检举不要紧，我坐了四年零七个月的牢，劳动了十四年，断了六根骨头，挑了一根筋，离了两次婚……
后来他们都当了“长”入了党，入党的时候他们单位还来到我这个非党人家里征求意见，我说，“他们出身不好，在那个时期可以理解，都是历史了，谁还能怪谁……”
人能忏悔不大容易，不但要有良心，还真需要点勇气。一个从四川来的学生不学无术，学的是美术却不会画画，可挺会整人，他还不如我北京带来的学生，因为北京学生起码还知道我一些“材料”。可他斗我最凶，多少年后还在许多场合讲我怎么“反革命”。这种人品德和格调怎么也上不了这种文章，那属于另类。
最使我不得其解的是：北京带来的还有一个祖孙几代都是老革命家庭的学生，奶奶都是拿枪上阵的英雄。这么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无产阶级怎么比那些地主、富农还“落后”呢？我没听到他检举我有什么“反动”言行，自始至终一两年他只是吸烟、沉默，再吸烟、再沉默。这个无产阶级真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批斗场上我“顿悟”又“顿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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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2）
如果往大处想一想，我括下来算是侥幸，我不禁想起那些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前辈和革命家。我参军时是个孩子，单位的工作是建烈士塔，我知道了很多烈士的英雄事迹，我在启蒙时期就记住了这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上学的第一天，就知道这是穷人上的贫民小学，贫民小学还有富人吗，所以老师也不愿在这种学校教书，老师吃的穿的与穷人的孩子没两样，但是在这个学校里我知道了贝多芬、知道了“六王毕四海一”。到了大学，我除了身边的老师以外，社会上的革命家、艺术家、科学家、阴谋家、巨奸、败类、英雄、铁汉……都填在我的永久记亿里。
我不断地“顿悟”：悟人、悟事、悟国、悟世界……悟到最后，悟出了一个理：这世界是两面事物组成的。黑白、阴阳、高低、深浅、虚实、忠奸……悟着悟着怎么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又变成黑的，忠的变成奸的，奸的变成忠的……
老天爷跟咱们开玩笑，这样变可都是真的，这原子变成反原子，粒子变成反粒子，正的变成负的，平行线变成交叉线，而且还能互相转化变回来。哎，这世界多奇妙！
我曾说过我是属秤砣的，什么时候都沉底。有些人是属木头片儿的，什么时候都浮在上面。
在大学二年级，赶上反右，一些学生今天认老师，明天就上台斗老师，哭天抹泪地控诉老师对他的种种“罪过”。可过几天老师摘了右派帽子，还是这些学生左一个张先生右一个刘先生，那毕恭毕敬的劲儿怎么就那么“真实”、那么“虔诚”？文化大革命一来，带上红袖章拿棍子的就是他们，看着一排排又绑又跪的老师，不但不张先生也不李先生了，二话不说上台举手就是一个大巴掌，又踢又跺，老师受不了这种“可杀不可侮”的罪，第二天就自杀归西了。不过还是没触动了这些“小将”们，他们歇斯底里地站在台上高喊“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人也不知是什么材料长的！
他们不知世间有忏悔二字，他们永远正确，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人还撑得住吗？这些人晚上睡觉埋在被子筒里不红脸吗？你可知道这些木头片子是害人、害国不利己的罪人吗？画家里有，作家里有，政界里也有，而且是一大批。
记得那段日子，有些作家、艺术家真是革命“英雄”。红了紫，紫了红，就是不变黑，他们永远也不黑。他们给我们指出“金光大道”但他们不走，他们破了这么多旧，也没见他们立什么新。人家跳楼的、÷跳河的、抹脖子的不都是这—类让别人走金光大道的人干的好事吗？
我们学校就有这么一个“华侨”学生，运动里整了这个整那个，把一些真的爱国华侨学生都整得很惨，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文革”中我都给整进监狱了，他竟然跑到监狱里给我加“水”，为此我还让那个看守所长给玩了一次假枪毙（假枪毙比真枪毙还难忍受）。同时，在监狱里他还列了一连串我们老师、同学的名字，让我“立功赎罪”。审到半截，他去厕所时，没想到同去的军代表，偷偷地给了我一句话：“韩美林，你可不要胡写乱写，一定要实事求是。”我心领神会，等他一回来，我就说了三遍“不知道。”
这人是木头片儿一点不假，后来一改革开放他就飘到南方走穴去了，现在这一家人开的公司还真不赖，蛮有钱的！
这个时候我在想，当时他号召我们“党的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口号都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进了他的腰包变成股票、钞票和彩票了？！
……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在今朝！
他们在任何场面都能出现，钞票捞得大大的，嘴里讲得麻麻的，头衔倒是一大把，有的名片前面不够后面续，甚至还再加—张，名声都炒到剑桥、牛津的名人大辞典上了。虽然是花钱，这钱也没白花，混职称足够用了。再看看他们的另一面，他们利用这另一面为自己儿子、孙子、滴答孙都扫清了一条条“金钱大道”，人五人六，就是一件好事也不办。
趁中国这个转型时期，什么陈年老渣子都能泛上来。弄虚作假、偷梁换柱，想尽一切办法弄地、弄批件、洗黑钱，让国营资产三毛五毛就转
成合作项目，然后他再跳过国营的桥去到对岸当董事长……
这些专讲颂词又当蛀虫的人，能使国富民强吗？这些肉麻的捧词儿能解国家多少难呢？这些木头片子它可是永远也不会沉底的代代红人！他们浑身上下找不出一个忏悔的基因。
有一次开会，会很重要，上来一个木头片子在那里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