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囚档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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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报道所说的在打了陈几顿之后，陈同意先还一部分钱给高璐，首先陈并没有欠高璐的钱，而且高璐等人对陈并不是几顿殴打，而是使用了各种威胁恐吓以及对陈的人身安全严重威胁的暴力手段，陈才被迫答应给钱以保人身安全。　
　　第五，高璐等人也并不是把陈强行带到到酒店，而是把陈强行推到车内拉到北京丰台郊区的小树林内进行各种恐吓以及使用暴力，并且威胁要把陈活埋，号称要活命就给钱。第二天又把陈强行带到一个旅馆里，逼迫陈在所谓的“欠条”上按手印，高璐等人经过商量强迫陈分别打出17万和3万的欠条，17万是给高璐，3万的是给高璐的丈夫（参与作案的闫某），在此期间还对陈实施了各种恐吓以及威胁，并且殴打陈，让陈联系朋友往陈的　
　　银行卡里打入了三千、五千不等数额的钱，然后挟持陈去提款机取钱，其目的就是为了怕陈的朋友起疑心而报警！　
　　第六，其中有的报道说高璐最后给了陈2000元的生活费让陈带走，首先说明事实上是1900元而并非2000元，那些钱本来是陈随身带的现金，是陈打算发给一员工的工资，高璐已经拿走，最后放陈走的那天，经高璐等人商量后，把1900元给了陈，因为陈的员工认识高璐，让陈的员工认为陈失踪的几天时间是与高璐谈事情而并非绑架。　
　　根据我国法律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对于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量刑也是有三年或者十五年的区别，所以高璐所作的陈述也完全是想避重就轻，扭曲事实，逃避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相信更希望法律是公正的，法律会保护所有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法院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而在看到这篇帖子的同时，一位署名“钟华”的作者，也发了一篇帖子，名称是《媒体对犯了错误的美女主持高璐为什么这么狠》，全文如下：　
　　最近，从电视、报纸上都能看到关于美女主持人高璐的事，特别是北京电视台，什么新闻节目、法制类节目都有报道，还报道得特别详细，我只是想问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年轻人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　
　　高璐是一个年仅24岁的女性，在犯错误之前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因为讨债的方式而犯了错误，这当然是她的错，问题是她这么年轻犯了错误，法律已经给了她处罚，媒体还有必要推波助澜吗？想一想以后她怎么面对社会？本来是一个平常再平常的个案，只是因为她曾经是个主持人，只是因为她是个美女，媒体就不为她保留这个“隐私”吗？对于犯了错误的年轻人，媒体不应该落井下石，相反媒体应该像长者一样，为犯了错误而迷失了回家的路的孩子留一盏回家的灯。　
　　我在报纸上看到高璐在法庭上的陈述，其中有一话让我感动，大意是这样的，一个人伟大是因为跌倒了还能站起来，通过这句话我可以看到，她对未来是那么充满了信心，同时也说明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有通过这个错误使自己成熟起来的决心，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我们在对她犯错误惋惜的同时不应该为她的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鼓掌吗？！　
　　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我想以人为本最起码也尊重一个人的隐私，尊重一个人的人格吧。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媒体做的有点太狠了。　　　
　　第三章：雇凶复仇；坐穿牢底也要杀了你　　　
　　一名中国妻子为给日本籍丈夫报仇，花30万元通过警察雇佣俄罗斯籍杀手，冒充意大利大使杀死丈夫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成为中国首例雇佣外国杀手复仇的案件。这些新闻要素加起来，应该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是，这只是浮在本案表面上的一些皮毛，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雇凶杀人的中国妻子，是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深深地懂得法网难逃，但为了报夫仇，她却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罪责，在处理完丈夫的身后事情之后，她本可以一直滞留在日本以逃避法律的惩罚，但她却毅然决然地回国自首，坦然走上法庭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　
　　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量刑畸轻为由，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提起抗诉，而除了本文主人公之外，其他被告人也同时提起了上诉。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此前的一审判决。　
　　那么，一个法律专业的高才生为什么要知法犯法？我们对于她的敢于“担当”，应该怎样评价呢？　
　　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本文主人公，33岁的童琇琳。她是江苏苏州人，10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同学和老师们公认的高才生。因为才华出众能力强，所以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身材娇小的童琇琳却有着坚强的内心，她在同学和朋友圈中以有主见和办事果断著称。这也包括她冒着很多阻力，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日本留学生冲浦秀昭。最终，童琇琳让朋友们看到了童琇琳眼光的准确，冲浦秀昭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们夫妻的恩爱令人羡慕。当然，这份爱情也使童琇琳这个弱女子冲冠一怒，雇凶杀死了丈夫的仇人而成为罪犯。　
　　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冲浦秀昭在与童琇琳结婚不久，就开始表现出他的经商天才。在北京繁华的朝阳区燕莎商场一带，冲浦秀昭发现了商机。因为随着北京国际化都市进程的加快，燕莎商场附近又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区，如果在这里开一家日本饭馆肯定能火。他决定借父母的钱在燕莎附近开一个饭店，引进日本料理。　
　　事实证明冲浦秀昭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他独立经营，肯定会大获成功，因为10年前北京还很少有日本料理店。但是，他没有想到，问题却出在了他与合伙人的合作上。　
　　冲浦秀昭的合伙人叫齐简宁，他的祖籍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但是他出生在北京。因为冲浦秀昭当时是留学生身份，虽然投资了60万元，却只能以只投了20万元的齐简宁的身份去工商机关注册。1996年11月，冲浦秀昭和齐简宁合伙，在燕莎商场旁开了一个叫三四郎的日本料理店，用的是齐简宁的个体执照，冲浦秀昭和齐简宁各占45％的股份，其他10％的股份给厨师。　
　　冲浦秀昭和齐简宁虽然私人交情不错，但是冲浦秀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毕竟有限，他并不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买卖亲手做，庄稼不托人”。在燕莎的这家店后来因为拆迁关门了，之后，冲浦又和齐简宁合作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寿司店，出资是每人一半。　
　　合伙做生意虽然赚钱，但由于冲浦秀昭一边忙于上学，一边还要分身做生意，自然招来齐简宁的不满。齐简宁经常埋怨冲浦对生意不上心，而冲浦秀昭也开始对齐简宁不满，他认为齐简宁紧紧抓住财权，隐瞒经营收入。所以两人在合伙经营了不久就解除了合作关系，但公司解体后，一直没有清算财产。　
　　自从两人的合伙关系解除后，冲浦秀昭一直不停地去找齐简宁要求清算财产，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以便还给父亲。但因为公司的财产一直掌控在齐简宁手里，他找了很多理由推脱。无奈之下，冲浦秀昭只好请学过法律的妻子帮忙讨债，童琇琳虽然整理了很多材料，多次找齐简宁归还丈夫投资的钱，但是这笔糊涂账一直没有算清。不久之后，齐简宁自己却拿着钱在郊区开办了一家犬舍，引进了一些名贵犬种，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而且还开上了加长的奔驰车，俨然是一副大款的派头。　
　　而冲浦秀昭当初投资的钱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两人合伙做生意之后，自己的钱却被别人拿着去养狗，而且还死不认账，这使冲浦秀昭痛苦至极，心情极其糟糕。不久之后，郁闷中的冲浦秀昭患上了重病。　
　　冲浦生病之后，童琇琳被日方委托为董事，处理日方的事情，但她却无权干涉饭店的经营。在丈夫病入膏肓到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童琇琳几乎天天都在失眠，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她觉得丈夫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齐简宁欠他这么多钱不还，丈夫的病是让齐简宁气出来的。　
　　2002年5月，冲浦秀昭在郁闷中因病去世。临终前，冲浦对妻子童琇琳说：“齐简宁至今没有还钱，几年过去了，这些钱是父亲资助给我的，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父亲，这都是齐简宁带给我的。”丈夫带着遗憾去世了，这在童琇琳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把自己丈夫的死都归咎在齐简宁身上。童琇琳觉得，丈夫死得太冤了，这一切都是齐简宁造成的。　
　　丈夫的去世是童琇琳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丈夫去世后，童琇琳给他和丈夫共同的警察朋友王江涛打电话诉苦。童琇琳在向王江涛讲述丈夫的临终遗言时气愤地说：“我恨不得找人杀了他！”王江涛也知道冲浦秀昭与齐简宁之间的经济纠纷，在童琇琳的丈夫去世之前，他也曾多次帮童琇琳找律师想解决这个纠纷，但因为证据不全，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官司，加上齐简宁不是不认账就是逃避，虽然童琇琳曾从齐简宁那里拿到一点钱，但事情一直没能解决。眼看童琇琳在气头上，王江涛劝慰童琇琳说：“我们都是学法律的，你千万不要做傻事！”深知法律严肃性的童琇琳含泪点了点头。但是，为夫报仇的念头却在童琇琳的心中挥之不去。　
　　朋友的劝阻和她对于法律的了解，使深陷在痛苦之中的童琇琳打消了“雇凶杀人”这个荒唐的念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齐简宁自己的蛮横，让童琇琳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屠刀。　
　　正当童琇琳要打消“找人报仇”念头的时候，齐简宁却再次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激怒了童琇琳，并最后招致了灾祸。　
　　得知曾经的合作伙伴冲浦秀昭英年早逝，消失很久的齐简宁还是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来最后送别这个曾经的日本朋友。当齐简宁走到童琇琳面前时，童琇琳本来痛苦的心犹如正在滴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禁不住对齐简宁提起丈夫的遗言，并提出要齐简宁尽快算清当初的账，以便把钱还给在日本的公公婆婆，了却丈夫的遗愿。　
　　随着冲浦秀昭的去世，齐简宁觉得人死债烂，几年前的那笔账不需要再还了，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他根本没有想到童琇琳会在葬礼上当众重翻旧账。恼羞成怒的他蛮横地说：“我没有欠你的债，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你不还钱气死的！今天你还不认账吗？！”童琇琳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上前撕了这个态度蛮横的男人。　
　　“你丈夫死不死与我何干？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欠你们的钱？”说完，齐简宁甩手而去，留下童琇琳泪眼迷蒙地木然站在那里。就在那一刻，内心充满怨恨的童琇琳决定为丈夫复仇，除掉这个不讲信义的男人。　
　　童琇琳曾经想过很多办法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但是，熟悉法律的她明白，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自己的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本打不赢官司。她曾经多次找过律师和从事法律业务的朋友咨询，但是，谁也不能给她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深深的怨恨使童琇琳放弃了一切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