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谭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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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
《李白与杜甫》（下简称《李杜》）是1971 年出版的郭沫若的著作。郭
老在书中谈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但也有些惊世骇俗的议论，引起了很大反响。
郭老这部著作是可以启发人们思考许多问题的。当然，谁也不是先知先觉，
时代的风气总会对人们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猖
狂活动时期，他们控制了舆论，这时占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深入到各个角落，
流风所及，贤如郭老也难于避免。不必为贤者讳，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展开
讨论，目的就是更好地清除极左路线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使我们能
够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下面分几个小题来论述。
一。评价作家的依据是什么？
评价作家要依据作品，看来是没有疑义的，可到了具体问题上未必每个
评论者都是如此明确。
文学艺术是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一种手段，从这点来看，它与科学技术是
一样的。不同的是文学艺术是诉诸感性的，并且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因此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要真实地、典型地再现现实生活，而且要塑造能够唤
起人们审美冲动的美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所展示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满足
人们审美要求的程度，是我们评价艺术作品和作家的主要依据。评价杜甫及
其诗作也是如此。他用尽毕生精力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在这些诗中他
塑造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这里有农民、士兵、军官、
贵族、书生、商人等，并且描绘了这些典型人物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这
一切生动地再现了大唐帝国——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
过程。他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人民所受的苦难，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包括爱国
主义呼声）。在占杜甫作品绝大部分的抒情诗中塑造了一个与国家、民族、
人民同命运、共甘苦的诗人自我形象。他的一生中遭受了许许多多苦难，但
是不管生活的道路有多么艰难，他的忧国忧民之志愈挫愈坚，如倾日之葵，
朝海之流，永不变其初衷。他的诗深深激动着后代读者，告诉人们在艰难的
条件下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许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的仁人志士不
少是受到杜诗哺育的。北宋末有位民族英雄李纲说得好：“时平读之，未见
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古
今绝唱也。”文天祥是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他为民族献身的艰苦而漫长的
道路上，任何压迫利诱都没有能够动摇他，他是那样自觉地接受着各种考验，
从容不迫地走向光荣的归宿。在这期间杜诗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说：“凡
吾意所欲言者，子美为代言之。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
为此他集杜诗200 首。在《读杜诗》中说：“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
蹉跎。”杜诗更坚定了他为国献身的意志。可以说这是杜诗的光荣。如果我
们无视杜诗的艺术形象及其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摘其只言片
语，零篇碎句，甚至肢解割裂，断章取义，或吹捧，或贬低，都是不符合实
际的。鲁迅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就对任意歪曲陶潜表示过不满：“倘有取舍，
即非完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李杜》之中有不少地方是这样的。例
如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正直善良的知
识分子，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屋漏床湿，不能安眠。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
天下人的苦难，进而愿意牺牲自己也盼望人们幸福。这首诗是十分感人的，
因为它深深地挖掘了每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都具备的崇高情感。这种情感在普
通人那里也许仅仅是一个念头，一个转瞬即逝的愿望，马上就会被淹没在庸
俗琐碎的生活之中，而诗人抓住了这种美好的感情和崇高的愿望，生动地在
诗中再现了，使读者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从而能够抵御利己主义的尘俗观
念的侵袭。直到现在我们读到它时还深深地被激动着。可是郭老无视通篇，
却抓住了“盗贼”、“寒士”这两个词指责杜甫谩骂了“贫穷的孩子”（贫
下中农子弟），而要庇荫的却是“寒士”——封建社会的士人（臭知识分子）。
当然仅此两条，在那时就是了不起的罪名，那么自然这是充分体现了地主阶
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的”。且不说这两词的解释站不住脚，却如郭老
所释，指责也还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还要看看这首诗在一千多年的传诵中的
实践效果。北宋的王安石曾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
飕。”可见杜甫这首诗是一直在鼓舞人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
又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塑造了一个对国家充满了责任心（成都是
防异族——吐蕃侵扰的前线）、豪爽、热情的老农的形象，表现出诗人和农
民的融洽关系，也反映封建国家差役的繁重（严武是个例外）。可是郭老却
抓住题目说这首诗美化了严武，而杜甫是为了得到报酬——“一言而赏至百
万”，才写这首诗的。在关于杜甫是否是“人民诗人”的问题上（当然这可
以讨论），也仅仅是抓住《喜雨》中的“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和《夔
府咏怀》中的“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解
释也有误，详见后）的几句诗就做出否定的结论。我以为这个结论是要通过
研究其全部作品，并依据其作品的艺术形象所体现的主要倾向来做出的。
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用对作家世界观的分析，代替对作品的分
析，特别是在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李杜》的“关于杜甫”的部分前
六章就是这样。作者分析了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
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都属于对诗人主
观世界和生活习惯的分析。不用说这些分析往往并不妥当，即使完全正确，
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所提供的形象的客观社会意义的分析。作家世界观虽然和
作品有联系（特别是抒情诗），但毕竟是两回事。大家熟知的恩格斯论巴尔
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都说明了他们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和他们世界观特别是
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的矛盾。几乎每个优秀的古代作家都有这个问题。杜甫
自幼把诗作为“吾家事”来做，这不仅是因为家学，而且也是时代的风气使
然。后来由于生活动乱，诗人被抛到人民的队伍里，他就用诗来描写时事，
甚至可以说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一千多首诗再现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不可
避免的过程，更没有料到他的诗会给后来的忧国忧民之士那么大的鼓舞。又
如《北征》，诗人是当作奏章来写的，可是他的如椽巨笔描绘了战争动乱给
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表达了辗转于战火中的人民的希望。
在分析作家思想的时候，也不能用考证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响
来代替。作家像普通人一样，他们的思想首先是由自己的社会实践、生活道
路决定的。我们常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社会存在首
先就是指人们实践性的社会活动。所以薄有田产的杜甫的地主官僚家庭会给
他思想打上一定的烙印，“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影响，
但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与辛
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
皆立，邻家问不违”的和农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
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是《孟子》“庖有
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名句的改写，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
在他头脑中的反映。“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在日暮天寒的
山谷中挖掘黄独，决非相信了孔子的“民以食为天”，而是饥苦生活的驱使。
我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说的一段话：“有一个好汉一天忽
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我们是
不是也有时要闹这样的笑话？
二。不能苛求古代作家
研究古代作家要把他放回到本来的时代，不能用现代的标准衡量。社会
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因此后人总是有较多
的根据去指责古代人的。我们自认为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站在古人肩
上对他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是何等快意，然而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它既不能揭示对于后代作家有启示意义的真理，也不能帮助人们从古代作品
中获得艺术享受。这样做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我以为是失败的。对于古代作
家是不能苛求的，应该把作家放到时代座标上和他的前代及当代去比较。不
应该指责他比后代少做了些什么，应该看他比前代多做了些什么。不要苛求
作家去完成他当时所不能完成的使命。
《李杜》的作者对于杜甫所提出的种种苛求，不仅是古代作家不能完成
的，甚至也不是现代作家所能胜任的。例如谈到杜甫的《咏怀五百字》时说
杜甫描写了阶级矛盾，但又说：“既认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矛盾！
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立场上为谁服务！”在谈到《新安吏》时
说：“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解救这种灾难？”
讨论到《无家别》时甚至要求给“何以为蒸黎”这个问题找出答案。如果做
不到这些，诗人的同情便是廉价的同情，也就不是安慰人民而是安慰自己。
这样的指责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是杜甫时代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整个
封建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
不能为自己以至为全社会指出一条解放的大道（这个问题较复杂，不详述）。
如何能要求作家为人们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也许郭老会说为什么不写人
们的反抗呢？首先，我们不能把没有描写人民反抗的文学作品一概骂倒。如
果没有描写人民反抗的文学作品都在扫荡之列，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几乎等于
空白。即如写农民反抗的《水浒》。最后还写了起义者被招安呢！我以为文
艺家首要的任务在于忠实地、典型地再现现实生活。每天发生在人们身边的
大量事物，人们不一定都有深刻的认识，甚至许多人麻痹了，视而不见，充
耳不闻。文艺家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再现现实生活，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
处境，唤起人们，使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奋斗。不仅文艺家提出的问题
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解决方案同样也是生活的反映。当现实生活还不存在有
答案的时候，怎么能叫作者去虚构、编造一些答案呢！像科学的推论要遵循
一定逻辑程序一样，现实生活也是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的。作家不可能脱离
这个逻辑虚构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文艺家的虚构决不能超出当时人类认识水
平。17 世纪
